2012年9月16日早晨，胡绩伟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6岁。

 

　　胡绩伟说他自己一生只干了一行，就是办报。他的一生，可谓当代中国报人命运的缩影。1936年，他还在四川大学读书，是共产党门外的一个左翼青年，出于外争独立，内争民主的信念，就开始办报，主编过《星芒报》等数种报刊，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打压，愈挫愈奋。投身共产党以后，他从《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主编，一路做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1976年10月底，华国锋刚刚就任中央主席，就找他谈话，请他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华国锋对他的重用，并没有让他产生依附心理。当时分管宣传的是权重一时的汪东兴。胡绩伟不惜违拗汪的意图，以《人民日报》为平台，为推倒“教育黑线论”、“文艺黑线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天安门事件，澄清真理标准，发出一次又一次呐喊，使这家中国第一大报，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前沿，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报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汪东兴失势，分管意识形态的顶头上司成了胡乔木。胡绩伟关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念，又为胡乔木所不容，终因发表李洪林、郭罗基等人的文章，发表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胡乔木假邓小平之手，把对方打成精神污染，胡绩伟被调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被免职。以后，胡绩伟到全国人大担任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新闻法（草稿）》，力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让新闻从党治走向法治。陈云发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党内元老打定这样的主意，胡绩伟为新闻自由立法的努力，只能落空。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学潮，当局动用军队戒严。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绩伟，出面征集了近三十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危机，因而获罪当道，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留党察看。面对高压，胡绩伟据理力争，始终不肯低头，留党察看期限竟长达六年之久。

 

　　胡绩伟离开了权力的高位之后，反思更加彻底，言说更加勇敢，笔耕更加勤奋。我亲耳听比他年轻一岁的李锐这样说：我是体制内，胡绩伟是体制外。的确，胡绩伟这次挨整以后，跳出了党规定的语境，不再托马改制、托毛改制或托邓改制，而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精神为准绳，本着正义和良知，放言评说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评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对于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成败得失，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等中共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都有透彻的分析和独立的评判。其胆其识，就是在那一代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中，也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尤其可贵的是，他不但敢于揭示领导人的错误，也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举一个例子：在华国锋主政期间，胡绩伟一直站在实践派的前列，与凡是派较量。1980年2月，华国锋已从权力的顶峰下滑，胡绩伟看到新华社记者杜修贤1976年9月12日拍摄的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在毛泽东遗体前的合影，上书中纪委陈云，要求调查。并附了他写的打油诗《问？》：一看这张照片，/使人大吃一惊！/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问。/似乎坠入五里雾，/越问越不清；/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那是“四人帮”，/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是四个，/怎么会是八个？/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还是谁约集起来？/谁是召集人？/在主席的灵床前，/他们是那样虔诚。/为什么你拉着我、我拉着他，/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他们仅仅互相——手儿握得紧又紧，/还是心儿连着心，/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他们是在灵前话别——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到了90年代，胡绩伟这样反思：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作为“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应该说华国锋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粉碎“四人帮”是立了大功的。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的忠实继承人。他坚持“两个凡是”，但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和平地进行改选才下台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在我党的历史上，领袖的决策是不容许反对的。特别是建国二三十年来，谁敢对毛主席的决策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过“不”，得到的是悲惨下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领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毛的整人办法，就是把对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领导成员中的不同意见，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多年的老战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而华国锋作了错误的决策，却可以反对。尽管他也想对这种反对的意见进行压制，但控制不严、手段不狠，远远不如毛时期那样专横霸道。因而，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可以反对，在中央机关不仅可以打擦边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讲话来抵制和反对，如中央组织部解放干部的工作。我是中央党报的总编辑，中央党报对华的决策可以抵制，可以从侧面甚至正面来进行不同观点的宣传，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驳。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可惜1980年在他快要卸职时，我曾经作过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估计。老实说，我当时还是受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问题上也有片面夸大，无限上纲的遗风，因而对华国锋同志作过错误的估计，向党中央写过一个正式的意见，不知对他的下台是否起过不好的作用。我认为这是欠了一笔政治账。常大林和我是中学同学，给他当过多年秘书，曾和我交谈过胡老对这件事的反思，我们都十分感慨。胡老这一反思不仅言他人之所未言，而且十分真诚。

 

　　我认识胡老很晚，直到2003年才到他家拜访。当时我编辑《怀念李慎之》一书，开印在即，胡老写了文章，让夫人坐车送来。书印出来，我送给胡老过目。胡老虽精神健朗，但听力有很大障碍，所以交谈比较吃力。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狄沙出面交流。当时感到，胡老晚年最大的困扰，是无法履行出版自由。除了李辉帮忙，在河南出了一本讲述自己前半生的《青春岁月》，其他的著作在大陆都出不来。拿到香港去出，虽然有出版社机构乐于付梓，但书籍很难运得进来，有时连样书都看不到，更别说让朋友分享。胡老只好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以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印刷了十一卷文集，包括自选集七卷，自述四卷。印出来堆放在家里。承蒙他们厚爱，送我一套。夫人问我，有什么好办法，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也没有良策，只好给一些认识的朋友发邮件，请有兴趣有朋友们主动与胡老家联系。

 

　　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约我编辑《背影书系》，其中有一卷《此生此情》，主题是回忆去世的夫妻。我感到胡老回忆前妻胡一哉的文章很有特点。胡一哉是胡老的堂姐，在求学过程中给过他重要帮助。胡一哉参加革命后与丈夫分手，胡绩伟在延安向她求婚，当时以为是反封建，但不懂得近亲结婚的风险。后来懂了科学，才有所反思。胡老和胡一哉感情甚笃。但这样回忆自已的婚姻的文章我在别处还没见过。我把胡老的文章和狄沙回忆前夫蓝田方的文章一起收入《此生此情》，读者都觉得很有味道。

 

　　胡老晚年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

 

　　胡绩伟先生走了，但他的铮铮风骨，将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