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往事的点滴回忆
发布时间：2014-11-24 0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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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hui0392
对父亲往事的点滴回忆
2008年3月
我的父亲蒋菁在儿时的记忆中是一位很受人尊重的老师，尤其在大连海运学院担任航海系系主任、教授时，行政业务和教学任务都很繁重。在我跟他到学院上班有限的几次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下班车他就在穿过同事们频繁热情的简短问候中开始一天的工作忙禄。他的办公室总是有人进出请示工作，他也不断到各办公室与同事简短交换工作，步履匆匆中又赶赴课堂教课。备课只能下班回家后放在每天晚上进行直至深夜，第二天早上收拾房间时我总要倒掉满满一烟灰缸的烟头。上个世纪60年代初，父亲又主动承担了船舶流体力学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这在国内是全新的课程，没有教材。父亲更是白天在学院忙于行政和教学工作，下班回家赶紧吃几口饭，放下筷子就立即赶拟教材稿和进行备课。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时间同子女说过话，只有在下班回家一进门弟妹迎上去时，父亲会很疼爱地挨个抱一抱，亲一亲，就算是打招呼了。弟妹们也都很懂事听话，父亲在家中备课从不去影响，他们在另外的小间屋内玩耍也都摒声静气。父亲还兼任大连市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的职务，有很多次都把农工党活动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安排在自己家中进行。他们当时人数不多，但活动时都非常认真，积极参加，没有迟到早退的情况，而且讨论时发言热烈。每次要来家中开展民主党派活动时，父亲都同母亲和我把家里仅有的2间住屋中作为活动用的那间大屋子，腾挪收拾出尽量大的空间，并叮嘱我带领弟妹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影响活动。
1978年大连市各民主党派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精神恢复活动后，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比较差了。记得父亲在同我交谈他准备离开大连市农工党组织领导职务时说到，现在民主党派刚刚恢复组织活动不久，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有人直接参与领导开展工作。我身体不好，不能继续占这个位置，并说已经慎重地考虑好一个人选。父亲介绍刚从农村回海运学院工作的杨烈宇教授加入农工党，并着力推荐他接任父亲的大连市农工党领导职务，应该说这在当时父亲是担着风险的。杨烈宇教授在大连海运学院工作时曾被错打成右派下乡多年，但父亲认为他是学科带头人，为人正直，是可以信任的。以后实践证明，杨烈宇教授接替父亲担任大连市农工党领导职务后，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扩大了大连市农工党和大连海运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
父亲在解放前有一段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父亲生在福州市的一个海军世家，是福建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班第六届毕业生，被保送到德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1939年留学尚未结束，就同一起留学的10名同学一同乘船辗转回国参加抗日。当时父亲所在的海军布雷大队负责在长江上布设水雷阻挡日军南下入侵。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了长江沿岸，所以每次布雷时都要通过敌战区。重达几百公斤的水雷象一颗颗庞然大物，当时允许的条件只能用人抬车推运到长江边，再装在舢舨中驾船在江上布雷，并且为了防止被日伪军发现只能身着便衣在夜间执行任务。因此布雷队与陈毅领导的新四军联系密切，经常需要在新四军、地下党和当地百姓的支持配合下完成长江的布雷任务。当时长江江面上的水雷区曾令日军船只闻风丧胆，有效地阻止了日军南侵西进的进程。父亲同一批布雷队员在一次执行安徽安庆附近长江段上的布雷任务中被日军发现被俘，所幸身份未暴露。虽经多方营救出部分人员，但父亲不在其中，母亲和姥姥在家中天天以泪洗面，乞求苍天保佑，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获释才得以回家团聚。
这段经历对父亲政治上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在海军工作，在海军学校、厦门大学、福建航海专科学校以及随福建航专师生迁并至大连海运学院教书都任劳任怨，是学校教学和行政业务骨干。文革初期父亲受到批判，我头脑简单曾责问过父亲。父亲回答说，我不是你认为那样的坏人。1970年当时父亲身体因病多年已经连走路都比较困难，但始终坚持让年仅十几岁的弟妹用自行车驮载送他上下班，直至1979年去世时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能够在家中做的工作也发动子女一起参与，在接受李约瑟书稿航海篇的翻译时，任务的工作量非常大，为了加快进度，每天他念翻译出的中文译文，由我们在家的子女协助他进行笔录。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主要体现在育人上，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尽早学会生活自立、爱好广泛，成为一名乐于助人的人。1962年，父亲因工作劳累在学院岗位上突发心脏病昏倒，以后在住院休息的一年多中对子女的影响最多。他让我们子女将旧毛衣、线袜拆成线练习织铅笔盒垫、袜子、手套、毛衣等，两个弟弟8、9岁时就会织得一手好毛线活。还让我们子女学习做饭菜、洗衣服、修理等家务活，学会游泳、打乒乓球、滑冰、骑自行车，养成善于独自思考问题、喜欢看书学习的好习惯。据母亲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住在厦门时，卢嘉锡伯伯在厦大化学系教书就住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有一天水开了，我当时只有不到3岁，大叫水开了，被卢伯伯听到大笑，说这么点小就会说，简直成小人精了。
父亲1979年去世时虽年仅63岁，但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为我们子女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年我60周岁即将退休，谨作此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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