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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玮，原名徐宝兴，化名胡公达、谢公韬，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他的家庭是一个旧式耕读人家，父亲徐锡龄设私塾（后名私立广育小学），以教书为业，业余下田耕作。徐玮小时候就在此读书。1914年，徐玮升入海门县立高小，在升学考文中写道：我不但要能自治，还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

 　　1919年，徐玮升入了海门中学。在校期间，徐玮为人正直，能文善道，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校方想借助他向学生作些解释。不料，徐玮在一次演讲中竟揭露校长办学似奸商，结果被借故开除。于是，徐玮转学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后直升大学本科。

 　　徐玮上大学全靠父兄向亲友借钱支持，所以他学习十分勤奋。东吴大学是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宗教气氛浓重，无言论自由。徐玮受新思潮激励，有意识地宣传新思想，因此引起了校方注意，被视为“危险分子”。一次在宗教课上，他坚持无神论与任课老师辩论。老师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报告训育主任，说他谩骂师长，污辱宗教，遂将他开除。1922年，徐玮转到上海南方大学求学。

 　　1924年，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向废帝宣统私下跪呈奏折的丑事被揭露后，徐玮同进步师生一起掀起驱江运动，旋即从南方大学分裂出来，另立国民大学。徐玮即在该校继续学习，读的是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组织了小沙渡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去夜校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五卅运动期间，他同一些同学到海门，代表上海市学生会，向当地群众宣讲上海日商纱厂和巡捕房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案经过，进行募捐活动，支援上海罢工工人。

 　　1926年，徐玮大学毕业后，便担任了上海市小沙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区）委书记。小沙渡是日本纱厂云集的地方，工人众多，当时五卅运动的顾正红烈士就在这里壮烈牺牲。徐玮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其他革命知识青年，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徐玮很重视青年工作，注重发挥共青团的作用，教育团员和青年懂得革命道理。他经常对团员们说：“我们都是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要发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小沙渡共青团组织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从原来的100多人，迅速发展到300多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骨干力量。

 　　由于徐玮的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2月，共青团在上海召开江浙区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江浙区委书记。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发动了武装暴动，并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徐玮作为革命青年的代表，被推选为政府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屠杀，徐玮离开了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杭州市团委在四一二事变后遭到破坏，团中央派徐玮来到浙江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11月6日，一群年轻人正在杭州市抚宁巷9号共青团省委机关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油印一批传单，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踹开房门冲了进来。没等其他人反应，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曹仲兰已经擦着手上的油墨迎上前：“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曹仲兰点着头，指了指房间里的其他三个人。“他们是我雇来搞抄写油印的勤杂工。”

 　　“一块走！”

 　　士兵们带走了曹仲兰、李信、郑子明，还有一个自称胡公达的人。

 　　曹仲兰这四人的案子送到浙江特别刑事法庭之后，庭长钱西樵一直疑团满腹，尤其是那个自称胡公达的人，他总觉得是个解不开的谜。 根据胡公达自己的供词，他是浙江嘉善人，刚由家乡出来到杭州找工作，在一家面店吃面的时候，凑巧碰到曹仲

 　　如果说这个“凑巧”已经使钱西樵难以接受，那么胡公达自称的初小文化就更使钱西樵疑窦丛生。虽然胡公达的入狱登记表填写得歪歪扭扭，但钱西樵总觉得这歪歪扭扭的字是故意写的。

 　　钱西樵提审了曹仲兰，说他不相信曹仲兰是共产党浙江省委机关负责人，真正的负责人是其他三个人中的一个。只要曹仲兰说出那人的姓名，可望立即获得释放。钱西樵又明确无误的告诉曹仲兰：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死刑无疑。

 　　而曹仲兰淡然一笑：“我当然想活，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确是负责人。”

 　　对于徐玮来说，被捕后的这几个月，日子不好过。

 　　1927年11月6日被捕的时候，他没想到曹仲兰那么快就挺身而出，说自己是共产党省委负责人，更没想到曹仲兰会把他说成是临时雇佣来的勤杂工。

 　　开始的时候，徐玮心里很不是滋味。省委负责人明明是自己。怎么能让曹仲兰冒名顶替去冒险呢？但是他又不能反驳。曹仲兰之所以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显然是曹仲兰认为他的生要比自己的生还更有意义。既然曹仲兰已经做出了抉择，他没有理由再去干扰曹仲兰的计划。

 　　然而，曹仲兰给他规定的身份是勤杂工，要扮演这个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虽然调到浙江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是省委负责人，认识的人不少，但既为勤杂工，他就必须装作不认识这些人。为此，入狱之后，徐玮一直竭力避免与外界接触，一天到晚蹲在监狱的角落里不声不响。遇有放风，他也踽踽独行，帽沿压得老低，放风中若遇到过往熟悉的同志，他总设法躲避，实在躲避不了，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他还必须注意适应自己的“初小文化程度”。这是一种最痛苦的适应。同牢的同志可以堂而皇之地学经济读外文，而他不能，他只能看《水浒》、《西游记》。当他看到别的同志读英语，他实在熬不住，也只好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读上一会儿。

 　　他知道他必须努力隐藏自己。有一次监狱当局给全体犯人拍单身正面照，这是敌人为扩大侦察线索而采取的一个步骤，他就消极抵制。当摄影师按动快门时他猛地低下头。连续两次，气得摄影师大骂一通“傻瓜”。

 　　他必须记住自己是雇来的勤杂工，只有始终坚持“扮演”好这个角色，才有生还的可能。

 　　1927年11月20日，在给大哥徐宝康的信中，他也如是自称。大哥是个小学教师，心有灵犀一点通，收信后也立即化名胡公堂复信徐玮，表示已明白了他的处境。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既忐忑不安，又充满希望。他知道钱西樵并不相信他的供词，但也看出钱西樵还没有抓到他的把柄。

 　　然而没有维系太久，他便被押进了钱西樵的审判庭。这时，他还不知道叛徒已把他给出卖了。

 　　（早上好，胡先生！）

 　　钱西樵突然蹦出一句英语。徐玮心里一愣，但是他很快镇定住了自己，显然，钱西樵又在进行一轮新的试探。他不理他，抿着嘴唇不吭声。 　　（你不回答，不太礼貌吧？徐玮先生，谢公韬先生！）

 　　徐玮吃了一惊，原来钱西樵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真实身份！便也用英语说：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一切悉听尊便，还有什么好罗嗦的呢？”

 　　“不，不，正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钱西樵的态度显得非常诚恳。他告诉徐玮，他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像徐玮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他决不允许随意将之摧残。虽然徐玮是大名鼎鼎受通缉的上海市政府委员，只要发表一个退出共产党的声明，他一定会以身家性命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徐玮眯缝着眼，等钱西樵的滔滔不绝告一段落，他才郑重地告诉钱西樵：如果能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他就退出共产党。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都涉及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钱西樵一个也回答不了。

 　　“对不起，既然你回答不出，我当然也不退出共产党！”

 　　经过那次摊牌之后，徐玮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

 　　但愿此生有意义，那管死得迟和早。

 　　生死何计迟与早，灰色马在门外叫。

 　　出门横跨马归去，啼声响处人已遥。

 　　他喜欢读库普林的小说《灰色马》。库普林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运用新约全书上的典故，把灰色马比喻为死神，认为人类的死亡无非是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而已。徐玮很欣赏库普林对于死亡的潇洒气质，借《灰色马》的格式写下了这首诗。

 　　从此，徐玮天天向难友们讲述革命道理。他利用放风机会，同个别同志谈话，布置狱中的地下工作。他要求党、团员要把监狱当党校，趁机会多读点书，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陆军监狱的政治犯大多数还不知道党的八七会议，不知道“土地革命”。徐玮每天为难友们介绍会议精神，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党的土地革命纲领。他利用放风机会，进行广泛宣传。

 　　1928年4月，徐玮分别给母亲、给兄弟、给朋友写了信。他得赶在刽子手动手之前把后事料理妥当。

 　　在给朋友周赞明的遗书中这样写道：

 　　“赞明：

 　　操刀必割，来日无多，趁此时机，略留数话。相知一生，一朝永诀，未免黯然。但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与悲伤。不过像我这样糊涂地随便地无大贡献于此历史阶段而就此消逝，我却有些不甘心了。然同时我这段未完的工程自有别人来完成，不过多用一些气力，多花一些时间罢了。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得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 　　1928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外号叫“李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钥匙来叫徐玮等4人“提审”。在他把徐玮拉出牢门以后，徐玮高声责问道：“今天枪毙几个？”“李判官”大吃一惊，吓得把钥匙、名单掉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徐玮和另外三个同志昂首阔步走出铁门，回头向难友们高叫：“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徐玮是个硬汉，所以纠集省党部和伪省政府的人员一百多人前来参观。徐玮等4人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法官不敢验明正身，叫十几个看守紧紧抓住4位革命者的双手，直赴刑场。

 　　陆军监狱里的300多名政治犯听到4位烈士高呼口号，十分感动，齐声高唱国际歌来答复四烈士。行刑时，每一声枪响，活着的难友们就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直到第四声枪响。国民党“参观”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回去。他们这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

 　　“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得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这出自英雄肺腑的语言，是徐玮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死观和革命的高尚情操的真实反映，也是徐玮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光明未来的向往。

历史评价

　　"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和悲伤。"这是徐玮烈士给他的好友周赞明的遗书中的一段话。这朴实的语言，表明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