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中的文化不高,仅有的文化还是在部队中学的，到后竟也能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颇有怀素之风。他早在红军时代作保卫工作，接受了红军时代搞反AB团、延安“抢救运动”等无数经验教训，深知在工作中随便给人扣政治帽子是会害死人，甚至毁人一辈子的。因此，虽是工农出身，却非常尊重知识，爱护和保护知识分子。

军旅著名作家刘大为，在父亲任138师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宣传科长，他作战时经常深入一线采访，很勇敢，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报导，但人很有性格，有点持才傲物，没人敢要，杨亚中说：你的不要，我要。二话沒说将他调来并委以宣传科长重任。

1949年8月5日，138师奉命开进长沙，受到群众夹道欢迎，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了耳。刘大为坐着吉普车做为先导头前带路，进城路上有许多私营报纸多次递名片要求采访，被婉拒。可第二天一清早除对我军昨夜入城进行报导外都写了“警备司令部宣传科长刘大为发表讲话”的内容，个别记者甚至将自已的臆断估计移花接木将别处听耒的事也插在他讲话中。此事被总部派耒的记者写成内参，作为政治事件刊登在内部刊物上，“上头”也令军部调查此事，要予以严惩，抓典型。杨亚中和王文政委研究分析后，认为刘大为同志没错误，有教训。杨亚中还特别将宣教工作干部召集起耒，作了正式宣布，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如此周到细致、关爱保护的作法令刘大为深受感动，终身难忘。在他著的《刘大为文集》第一卷525页有这样一段话对我父亲等作了高度评价，书中是这样写的：“如今，杨亚中、王文(注；原沈阳空军政委，时任138师政委)、段德彰(注：原南海舰队政委时任46军付政委)这些好领导，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他们留给我的的好思想、好作风,他们的优秀品德将永存人间,永远留在我们心上。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这种干部作风多一些，那么,我们人生历程中的“败笔”就会少一些,腐败现象将可以根治。”

宁波市海署区档案馆存有一封60年前的信，那正是杨亚中任长沙警备区政冶部主任时写给湘潭简易师范学生会主席信，说明了父亲很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转载如下：

                          一封60年前的信

    这是一封由毛笔写就的信，龙飞凤舞，洋洋洒洒4大张，光辩认内容，就花了不少功夫。这封信，离休干部啸原整整珍藏了60年。当年，正是在这封信的鼓舞下，她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8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警备政治部主任的杨亚中，写信给湘潭简易师范学生会主席朱彦霞（现名啸原），动员她和进步学生加入革命队伍。在此信的号召下，该校当年有40多名进步学生加入革命队伍。

    航天系统是知识分子成堆之地，杨亚中对他们很尊重，我家经常是海外归来的专家和分配来的青年才俊满座。逢年过节，对一些家在外地的知识分子，请他们来家会餐，排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对有困难的同志，慷慨解囊，无私邦助。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普遍工资不高，一个大学生每月也就56元。杨亚中因军龄长、级别较高，工资也就300多元左右。但他仗义疏财，无私地邦助有困难的干部工人,航天大院借他钱的不知有多少，经常工资还未拿回家，已被借走大半。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借钱的人和在他家吃过饭的人，贴他大字报污蔑他利用金钱腐蚀干部，並给他戴高帽游街、批斗，这确实令他伤心了一阵，后也就释然了，他说：谁都是从年青时代过来的，难免犯错。

重返领导岗位后，他不计前嫌，该重用的依然重用，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为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对待基层职工，他更一视同仁，毫无架子，管他叫杨老头也无所谓。司机对当时老院领导曾各有评价；有“只顾自已型”，出车不管司机，自己不饿就行，也有“同甘共苦”型，出车买个大饼，一块车上啃，杨亚中属“细心体贴”型，评价最高，每次出车，先将一包中华烟(那时中华烟5毛一盒)扔给司机，到中午饭口，如开会，他就给司机5元钱(那时5元可不是小数)让他自行解决，如不开会就请司机下馆子。记得有一次杨亚中去看望老首长张才千副总长，中午张总长请吃饭，他照样让我把司机叫上桌一起吃。

至今，他为人仗义、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的种种轶事，在航天系统流传至今，对照现在的“腐败”现象，很多群众说：杨亚中这样的老革命领导，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