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6月23日07:57 和讯网

    上海淮海路、兴国路的一条弄堂里，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这是文艺评论家李子云居住了近60年的地方。陈设多年未曾变过:三个书架、一张书桌、几个条凳，一张床。6月10日凌晨1时，李子云猝然离开人世。再过一天就是她79岁生日。

    评论家陈思和说:“她的存在，不仅在评论界，在上海文化界也是一个象征。谈论当代文坛，她绝对是无法绕开的。”

    评论家杨扬回忆:“她晚年一直讲，评论家要有评论家的样子，不要趋热趋利，什么热评什么，每天像‘赶场子’。要有自己的底线。”

    评论家蔡翔认为，今天对她最好的纪念方式，是把她放在那一代人中好好地研究。不仅研究她的文学成就和贡献，而是把她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研究他们的思想、痛苦、矛盾和挣扎。他们这一代人不把学术、写作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研究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重要的就是应该怎样重建一种信仰，重建正直的品格。

    ●她喜欢美食、鲜花，始终保持整洁优雅的仪表，充满情趣，但又沉着从容，眼光敏锐。

    ●她与很多文化界前辈有密切的往来，有作为理论家和编辑的胆识和眼光。

    ●她关心年轻人，非常爱惜人才，总是希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断进步。

    ●她是抗战结束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反内战、追寻民主然后走向革命的代表。研究她，研究他们，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应该怎样重建一种信仰，重建正直的品格。

    上海淮海路、兴国路的一条弄堂里，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这是文艺评论家李子云居住了近60年的地方。陈设多年未曾变过:三个书架、一张书桌、几个条凳，一张床。

    一出弄堂就是繁华的淮海路，那时，李子云静静走过。60年来，她曾参与、见证了建国以来文化界的多次风云际会，时常处在风口浪尖却总能坚持独立品格，从容以对。她的学识、胸襟和气度吸引了无数热爱文学的人，在她的提携下，一大批青年评论家踏上征程，如今他们已是文学评论界的中流砥柱……

    最近几年，李子云身体一直不好，但每次只在医院待几天，就又能回家看书，跟朋友们喝茶聊天。6月4日去医院前，她还跟保姆交待，有人找我就告诉他过几天再聚。谁也不曾想到，6月10日凌晨1时，李子云猝然离开人世。再过一天就是她79岁生日，侄儿老虎等着为她祝寿，文坛内外的旧雨新知正准备送上祝福……

    10日上午起，小屋里前来吊唁的人不断。鲜花映衬着镜框里那张熟悉的笑脸，那是一种洗尽铅华的淡定从容，大气优雅。朋友们心照不宣地在送来的鲜花中配上几朵红玫瑰，“她那么开朗、优雅，心态那么年轻，她爱鲜艳的颜色”。

    李子云的弟弟李燕生说自己敬仰姐姐，“她这个人，物质条件跟精神生活有强烈的反差。尽管快80岁了，但她身边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大朋友、中朋友、小朋友。”回想起姐姐房间里经常传出的爽朗笑声，他脸上浮现些许笑意。“从今后，再也听不到了。”他的头扭向一边。

    6月16日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的追悼会上，年逾九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来了，王安忆、陈思和、程德培、吴亮、蔡翔、陈子善、杨扬等沪上作家、学者悉数前来。铁凝、王蒙、宗璞、张抗抗、张承志、毕飞宇等作家都送来花篮和挽联……“没想到她这么早就走了，她非常爽朗、明锐，我本来预备最近去看她。非常遗憾。”钱谷融告诉记者。

    作家潘向黎说:“论辈分，李老师当然是长辈。但我们都是把她当成完全平等、无话不说的朋友在交往。我们对她，是欣赏，是喜欢，有钦佩，但没有‘高山仰止’。”

    “她一直‘离而不休’，充满活力，对文化热点非常敏感。文坛上发生什么事，她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有时候，很多事情还是她告诉我的。”作家蒋丽萍说，尽管大多时间李子云都待在家里，可她跟这个时代一点也不隔。

    一个多月前上海举行国际音乐节，尽管腿脚不便，李子云还是去上海大剧院听了一场交响乐。“她始终保持着对文艺的热爱。”一位她的“忘年交”感叹地说，“她喜欢美食、鲜花，爱喝茶，始终保持整洁优雅的仪表，充满情趣，但又沉着从容，眼光敏锐。”“看到她，就不会怕老。因为人老了，可以像她一样。”

    作为理论家和文学编辑的胆识

    李子云1930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她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到上海。1949年参加工作，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夏衍的秘书。1950年开始写评论文章。“文革”中入“牛鬼蛇神”队伍十年，1977年底恢复工作后进入《上海文学》编辑部。1978年，《上海文学》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刊发了一篇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文章的主要思想是李子云提出的。

    让陈思和有很深印象的还有李子云作为理论家和编辑的胆识和眼光。1982年，作家高行健出了一本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介绍了一些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当时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等人以连环通信的方式对此进行讨论，这些信由李子云发在《上海文学》上。这也是文学史上所谓现代主义的“四只小风筝”事件。

    有一次，陈思和到《上海文学》编辑部，李子云坐在办公桌前，对他说，我正在写检查呢，是关于杨炼的组诗《诺日朗》。她说:“这组诗写得好，有问题我们编辑部担当下来了，我来承担责任。”她边说边比划着手势，一脸不在乎的表情，“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陈思和还记得，当时有主流的理论严重束缚了作家的创作，一是所谓“典型论”，一是所谓“本质论”，李子云就约王元化先生在《上海文学》发了一篇文章《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对这些理论作了有说服力的澄清，“文章发表后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眼光，她就不会跟王元化谈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胆量，就不会发这些文章。”“在那个比较恶劣的形势下，李子云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但她总是从容以对。”

    学问、谈吐影响两代批评家

    “李子云的存在，不仅在评论界，在上海文化界也是一个象征。谈论当代文坛，她绝对是无法绕开的。”陈思和说。

    “上世纪80年代，李子云亲手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文艺评论队伍，这个阵容对上海文艺评论起到了关键作用。”陈思和回忆说，他也是当时受到李子云提携的青年评论家之一。那时，在上海作协西大厅，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召集一批年轻的文学批评爱好者开会，他们中很多都是当时华师大和复旦的学生:陈思和、王晓明、徐子东、李劼、宋耀良、夏仲义……“李子云很敏锐。那时复旦的李振声、华师大的殷国明刚考上研究生，她就介绍给我们认识。我当时在复旦，还不认识李振声。”

    得知李子云去世的消息，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评论家程德培，“我非常难过。我一辈子没上过大学，上海作协是我的大学，李子云是我的导师。”当时，程德培、吴亮和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蔡翔在那个研讨班中身份特殊，程德培和吴亮是工人，蔡翔是一家技工学校的教师。他们的文章都是在自由来稿中被李子云识中的。蔡翔说，“李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她的教诲，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为人和为文。”1983年，蔡翔从技工学校调进《上海文学》编辑部，在那里工作了20年。

    忆起恩师，程德培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严厉”:李老师很严厉，从不轻易表扬人。他还记得，他们定期聚会交流观点时，只要遇到她，她就会问，你最近看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听到谁说哪部作品好，马上紧接着问:‘为什么好’？”

    “她很关心年轻人，非常爱惜人才，总是希望你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能够不断进步。”程德培说。1985年，他和吴亮在文学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拿着自己刚出版的第一本书送给李子云，谁知她看都不看就扔在一边，“这本书的序言还是她写的。我知道她的意思，提醒我要静下心来，踏实进取。”1988年，程德培开始办杂志、经商，文章渐渐写得少了。直到2005年，他又重新在《上海文学》写短评，这次李子云表扬了他，“在记忆里，那是李老师唯一表扬我的一次。这里面更多是鼓励，鼓励我好好写下去。”

    1990年，由巴金、于伶、王元化三位文学前辈倡议发起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李子云任常务副会长。90年代中后期，由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出资，她和赵长天、陈思和担任主编，编撰丛书《世纪的回响》。李子云又召集了一批年轻学者，如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郜元宝、现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的杨扬等人，编了《理论卷》《创作卷》，每卷十本，关注的都是当时文坛上不受重视的作家和批评家，很多人的作品都是第一次结集出版，尤其是文学批评，当时出版的有周作人、梁实秋、梁宗贷、路翎、李健吾等十本，其中李健吾、路翎的文学评论之前从没人提到过。

    “她影响了至少两代批评家，这些人如今大都坚守在评论的岗位上。”陈思和说，“她的谈吐、学问、风度、眼光和胸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杨扬跟李子云接触得比较多，他说:“李老师晚年一直跟我讲，评论家要有评论家的样子，不要趋热趋利，什么热评什么，每天像‘赶场子’。你要想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要有自己的底线。”他还记得，好几次跟李子云一起吃饭，有商人提出希望她做文学顾问，她都婉言拒绝，“她从来不唱高调，不标榜自己。在当下，她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好好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李子云用平实、准确又感性的文字，写下一系列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她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批评家，她的文章不太好学，属于那种‘知人论世’的写法，这种批评方法要求的是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刻理解和了解，同时也是对整个世态人心的理解和了解，要求批评家全身心地投入。这无法通过学院派的知识传授来获取，完全需要批评家全身心地理解、投入和感觉。”蔡翔说。

    他说，“她当时的很多提法，在今天仍然值得重新研究与讨论。比如她对王蒙的评论，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们是‘同志’，有争论，有分歧，甚至有论战。尽管有分歧，但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这值得我们好好思索。今天对她最好的纪念方式，是把她放在那一代人中好好地研究。她是抗战结束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反内战、追寻民主然后走向革命的代表。研究她，不仅是研究她的文学成就和贡献，而是把她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研究他们的思想、痛苦、矛盾和挣扎。我觉得，这是对她最好的纪念方式。”

    谈起李子云，人们常常用一个词“优雅”，蔡翔更关注的是她优雅外表下饱含的激情，以及对正义、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李子云晚年时，关于这个话题，蔡翔跟她有过几次深谈。“我曾问她，你出身那么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为什么要投身革命？她说她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尽管后来在‘文革’中她受到迫害，对极左文艺观有非常尖锐的批判，厌恶极左政治，但她说如果再来一次，她仍然会做那样的选择。”

    “所以，她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文学的发展，其动力未必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但是对当时她推动的一些文学运动，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李子云来说，她仍然有自己的看法，包括一些保留性的看法。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李子云。”蔡翔说，这跟现在的学界和文艺界的某些人士完全不一样，现在多的是马克思嘲讽的那些“油头滑脑的小市民”，而王元化不是、李子云不是、茹志鹃不是，很多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是。“我觉得这最可贵。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但他们一直是‘同志’，非常单纯、正直，这是他们共通的地方。他们这一代人不把学术、写作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写作始终是他们表述思想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牟利的工具。”“他们这一代人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有信仰遭到侮辱的痛苦。研究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重要的就是应该怎样重建一种信仰，重建正直的品格。”

    转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