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区有美国的使馆，打美国的旗帜，那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个。有美国国旗，鬼子就不敢进去乱搞。也有时候会来搜壮丁，只要是青壮年，他们都认为是当兵的，就要抓走。妇女都抹着黑灰，打扮成那样男的女的根本看不出来。日本人时不时来搜查、奸淫妇女。只要是妇女，他就奸淫，只要有反抗的，就杀掉。因为我是小孩，日本兵当时也把我抓去了，给他们养马。白天喂马打扫马厩，晚上就睡到马厩里，一直到这支日本部队撤退。打扫马厩时，日本人吃不了的、剩下的东西就给我吃。那时候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有计划的，他连小菜都带来了。他们一个人带一个干粮袋子，里面什么都有，牙刷、牙膏、糖果那些东西都有，还有罐头:鱼罐头、萝卜罐头、豆子罐头之类的，丰富得不得了。另外他们用咖喱粉熬的大菜，烧了一桶，十几个人舀着吃。日本人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良民证”，所以我才平安留下了，回到难民区。

我在难民区待了个把来月。难民收容所就一栋楼，男男女女都在这一个楼里头。我在里面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我讲广东话他们不懂。有个姓周的男人，叫周桂山，他老婆姓展，没有儿子，就把我收留下来当儿子。他们家是做饮食生意的，打烧饼、卖早点。他把我带回去，做烧饼的时候帮他生个炉子。但是这个人好du，喜欢打牌，做两天生意有一点收入了就去打牌，打牌输了以后就没本钱做生意了，所以生活很困难，要养活四个人，他们夫妻，一个女儿，还有我。后来他女儿许配给了伪政府的一个秘书，全家迁到了上海，觉得我没本事，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把我丢下了。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周桂山女婿就失业了，靠放高利贷为生，然后就到处讨债。

我被丢下的时候，周家的老太(周桂山妻子)把我介绍给一个饭店，是她妹妹的夫家，姓杨。杨家兄弟合伙开了个饭店，我就通过介绍到饭店去打工，过去叫学徒。我什么事情都做，削土豆、打杂、做小工、挑水、洗菜，什么都干。我待在饭店打杂的时候，一天到晚什么都要做，连鞋都穿不上，就穿那种草鞋子，久了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连路都不能走，睡又不暖，就是一层稻草裹着当被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就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杨家兄弟里面的弟弟，也就是周老太妹妹的丈夫，他是在饭店参股的，看我人老实，又是个男孩，就做主收了我做养子。我的养父叫杨兆兴，他可能有三四十岁。收养我之后，我什么事都要做，既要服侍老人、做饭、打扫卫生，后来还要做面条。当时做面条不是现在这样电动的，是要手摇出来的，然后拿出去卖。所以说我是他们的儿子也谈不上，说不是但在他们家住着。一开始他们没有小孩，我来了以后他们家陆续生了五个小孩。当时生活比饭店里就好多了，衣服也有一些了，也有睡的地方了，饭基本上有人管，也很好。杨家在南京的饭店开在评事街，叫三新园，是个回民饭店。杨家是回民，但我不是。后来结婚了，老伴也是回民，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户口统计，就把我也登记成回民了。

三新园当时有点名气，生意比较好，但是后来生意不好，过不下去，就分家了。于是，我的养父杨兆兴开了个杂货店，搭了一个临时街面做五洋生意，也就是卖洋烟、洋酒之类的。他的家住在木料市，现在拆掉了。那里既是家，也是仓库。杨兆兴做生意糊涂，有一次进了五大箱子的大前门香烟，是很好的高档烟。一大箱子多少条不知道，但按当时的价钱来讲应该是很高了。进货的钱已经付过了，按理说应该把货送到木料市。杨兆兴也不管，不去问有没有送货，过了几天，发现货没送到家。他就去找这个送货的，报告给稽查队。当时稽查队队长和白下区队长，还有送货的这几个人是勾结起来的，他们把烟倒卖掉，得到的钱分掉。最后通过两个稽查队之间私了，也没赔钱，不了了之了。杨兆兴就换了个生意去做。他们家还有父母在，爷爷当时在唱经楼，是做面条的，后来就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杨兆兴生意做砸了又不顾家，他媳妇要顾家，老太(老人养母)买了一个压面机在家里，我就帮她压面条。这个时候还是在1945年之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我都在做面条。

1945年以后也没什么大变化。我一个人在南京，在这个家里很卖力，起早睡晚的，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晚上要十二点才睡觉，也不拿报酬，一分钱都没有。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提出我要走了。老板(养父母)就想办法留我，如果找个人结婚的话我就走不掉了。

在我二十六岁左右(约1949年)，杨家给我介绍对象成了家。当时因为做面条，家里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我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一分钱，钱都在养父母那儿，我们只管结婚，做饭，吃饭。养父母不把我当外人，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每顿有两三个菜，少数民族吃牛羊肉，所以我也经常能吃到肉。即使后来上班了，情况也是这样，到家工资全都要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