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抱憾的是，赛娜的朋友和亲人，像大多数人一样，把抑郁症理解为“心理问题”。

　　科学研究早已证实这种理解的误区。国外一本医学杂志曾刊登抑郁症患者脑脊液标本分析，研究者对几十位抑郁症患者采用同位素标记技术，来测定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水平。结果发现，患者组发病期间，这三种神经递质均低于常人。现代抗抑郁药(SSRI类和SNRI类)便是以刺激患者脑部生产这三种物质为方向研制出来的。从科学角度看，心理治疗可应用于轻度患者和康复期患者;但急性期患者和中重度患者，必须依靠药物治疗。

　　并非所有被正确诊断的患者，都会坚持专业治疗。由于抗抑郁药起效慢，平均起效期二至四周，且副作用大，在起效前甚至会加重自杀倾向——这是患者抗拒服用抗抑郁药的一大因素。

　　一些难治型抑郁症患者，很难一开始就能找到对症的药物。在足量足疗程试用某类药无效后，还得再换另一类药。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他们才能试出可起效的药物。这又拉长了痛苦的时间，增加了患者的绝望情绪和自杀概率。

　　这正是令人遗憾之处。赛娜虽然在安定医院得到了正确的诊断，却没有扛过漫长的治疗期。

　　赛娜的家人知道她患病。她平日和母亲一起生活，春节前夕，全家准备去香港过节，赛娜因为签证问题未能同行。家人临行前几天，赛娜忽然表现出情绪好转的迹象，也让家人略感放心。

　　岂不知，那时的赛娜，正在抑郁症和副作用的双重痛苦中挣扎。她在遗言中写到，“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更像恶狗噬咬身心，现在意识已经濒临分裂边缘，入院是唯一选择”。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对自己有可能精神分裂的恐惧，将赛娜逼向绝望边缘。

　　一位康复的重症抑郁症患者喟叹道：“她服药的时间太短了。”赛娜没有能等到药物起效的那一刻，她在遗言中写到，“无力继续与日夜不断的恐怖体验纠缠，不愿就此生活在议论和同情中，亦不愿给脆弱的家人再增加长期照料病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在这样的绝望中，赛娜向亲友们告别：“请大家理解我的挣扎和无奈，原谅我的自私和懦弱。再见，爱你们。”

　　从香港返北京的飞机落地后，赛娜的妹妹接到了姐姐的短信。她在短信中向家人告别，用一贯的懂事的口气，担心父母接受不了她离开的事实——这是她离开人世前最后的话语。

　　如今，在赛娜新浪微博的页面上，还能看到她的遗言。只是这个页面，已经不会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