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乃最有效的是联动的社区性整体防范

公开报道的新闻中，性侵儿童的人往往是独身的中老年男子。这是有原因的。国外关于性侵有着比较充分的研究，一类叫“退缩型”，一类叫“固定型”。所谓的“固定型”，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恋童癖”，这类人往往由于幼年时期的伤害，而无法发展出成熟的性心理来，终其一生只能被“幼童”所吸引。“退缩型”则不同，他们的一生之中曾和成年妇女有过亲密关系，却因为一些情境上的压力（如长期失业、身体伤残等）失去了身为男人的信心，转而向不具威胁的未成年儿童身上找到性的满足感。在空心化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了，剩下很多精神空虚的中老年，这本是一大高危群体了，再加上王冶这样外地来的、冲着农村独特环境的人，更加问题重重了。而正是因为这类群体有其独特性，所以做针对性的社区整体防范很有用。

在美、加等国，有很多社区性防范经验。例如，性侵儿童者普遍是惯犯，所以预防再犯显得尤其重要，为了儿童的权利，犯案者的隐私权必须适度的让步，甚至在网络上公开可以查到这一区所住的有过案底的性侵者名单，让家长、学校等孩子的守护者们早作判断。还有专门的机构对于出狱之后的此类人员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评估，以达到抑制的目的。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国际经验很难在本土农村实践

空心化的农村很难实现有效的社区整体防范

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农村有其独特性。如李涛所言，在徒有“熟人”关系其表的当代中国农村，普通村民事实上更缺乏如城市居民基于异质逻辑中长期形成的对危险的天然警惕，由此也容易导致惨案频发。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使地方社区参与教育安全共治的空间非常有限；底层社会中不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与较大的生存压力使底层家庭很难全方位照顾到子女的安全，更何况像性侵这样的偶发性危机事件更难预料；学校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主动规避承担更多责任的内在诉求。

举个今年的例子，今年一月份，媒体报道，广西一名13岁留守女童遭18个中老年人长期性侵。吊诡的是，这不是一个罪恶被制止、坏人遭惩治的故事，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所以，根本很难找出坏人来，坏人的犯罪成本很低，又谈何“社区性的全方位的防治”。

最需要呼吁的是“留守儿童”的减少，让他们能够顺利地跟随父母融入城市中去

一些针对性的研究认为，倘若母亲在身边，那么对孩子免于伤害是巨大的帮助。因为母亲更多地承担着抚养、照顾孩子的工作，也更容易看顾好孩子。

那么，到底是让母亲们回家还是给母亲们创造在城市带孩子的条件呢？以往的今日话题《“中国自杀率陡降”让人惊异 》提供过一个很好的视角，在以往，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是中国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进城务工，这些女性视野变得开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所以，即便让妇女们回家带孩子，村庄种种远较都市恶劣的生存问题也是一大难点。最重要还是能够让孩子们跟随父母一起更加便利地在城市生活。这在我国香港地区也有例子可循。在粤语地区，类似王冶这样的人被称之为“金鱼佬”，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香港的纺织、制衣等新工业兴起，公共屋村里，大量的妇女出门去工作，留下孩子在家。期间陆续发生了多宗未成年女童被猥亵、强奸的恶性案件。一个系列案件中，有个中年男人用“看金鱼”为由头，诱拐孩子去性侵。事件暴露之后，这样的男人被叫作“金鱼佬”了。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真正的“金鱼佬”越来越少，成为一段“都市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