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总给我留下的财富
发布时间：2011-11-17 17:57:32
发布人：
EASKLAR
1997年11月,水电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在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迎接水利水电建设新高潮。下放到各工程局的勘测设计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由于多年未见，相互问候显得格外亲切，我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参加工作，与老同志几乎都不认识，但看到他们的高兴劲，使我也充满喜悦。进来一位身穿旧棉袄的“老农”，大家都称他罗总，他几乎与每个人都打招呼问候。我问旁边一位代表：“他是谁？”问答是“罗西北，从龙羊峡来的。”“西北”从西北来！名字与着装特别，我记住了这位从西北来的“老农”—罗总。
第二年罗总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任水电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成为我所在单位（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的领导单位主要负责人，我逐步了解到罗总是革命先驱罗亦农的后代，是李鹏、邹家华的同学，这样背景的领导者，与朴实无华的西北“老农”统一，使我从内心产生对罗总的敬重。
1989年我调到了水利水电规划总计院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与罗总接触多了，我多次参加他领导的考察、评估，亲耳聆听他的讲话，他的每次讲话，尤其在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意见，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晰，兼顾全面，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共鸣，使我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收获和精神享受。罗总实际上成了我在工作中的导师。
罗总走了，我经常回忆我跟随他的十多次的勘测与他多次讲话，发现多年来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是罗总给我留下的财富。
罗总善于从宏观的战略角度把握事物本质，所以他的意见比较符合流域水资源综合开发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他多次强调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同时还要放在流域开发的全局去研究；放在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去研究。1988年在“滦河水资源利用与唐山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面对当时为兼顾不同地区及部门的要求，规划中列了一系列工程，并都希望全在2000年前完成的情况，他提出：规划问题至关重要，搞不好就会走过去水利建设走过的弯路，严重地影响水利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发挥。他很认真地说，不要陷在原来老的思想框框或者某一领导拍板的结论上，要讲科学，讲民主。水利规划不能局限具体项目，规划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90年代在新疆水资源利用的战略规划考察中也提出，水利开发要与国土整治开发相结合，在一个地区有几条河流，其综合利用开发，应有全面观点，统筹考虑河流开发之间，上下游之间相互关系，避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调。开发塔里木河上游支流，要注意它们与塔里木河的关系，注意它们与地区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注意兵团农场与地方水利部门的关系，从全面出发，从保护塔里木河生态环境，保护绿洲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看问题不能就一个地区谈一个地区。从宏观上、全局来研究问题是罗总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罗总重视调查研究，他身患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曾在1990年与1997年查勘中两次心脏突发，医院报病危，但病愈后又踏上新的征程。他坚持不论是大小工程，必定用大部份精力来调查研究，认真踏勘现场，耐心倾听各方面意见，协调水利、水电、城建等部门关系，优化规划设计。
使我特别难忘的有两项工程方案的确定：引碧入连工程（引碧流河水向大连市供水）项目从水库到调节池由水利部负责设计、建设，并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资金，调节池以后入大连市区的自来水厂，由城建部门负责设计、建设。在入调节池前的输水规模，两部门有严重分岐，互不相让。水利部门强调应按亚洲开发银方案实施，给灌溉留有足够的水。而城建部门强调城市发展缺水严重性，要求水库水量全部供给城区。罗总沿着输水线路勘察、认真倾听各方面意见，不时提出问题，并派我详细了解灌区发展规划及实施可行性。在总结会上，罗总提出了压缩引碧入连沿线灌区用水，增加入调节池输水量。同时利用原应急供水工程水库，发展灌溉，兼顾了各方利益。由于渠道由灌溉用水为主，改为向城市供水为主，使渠道总规模减少四分之一，节省了投资。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方案的调整，得到了亚行的称道。大连市领导说：几年来连市委、市政府都难以协调的问题，一位北京来的老专家来大连，促成工程的建成。另一项是呼和浩特市城市供水工程项目，也由于水利与城建部门意见不一，拖延多年，议而不决，一个方案是利用地下水和现有灌溉渠道，投资虽省，但与灌溉供水有矛盾。方案是引黄河水，供水保证程度高，但需利用地方灌溉、防洪的水库作反调节，在管理、运行方面矛盾较大。罗总带领专家组到呼市，对两个方案进行了全面现场调查，在讨论中不仅呼市两部门，而且专家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在总结会上，罗总一反最后发言的习惯，在两方面介绍情况后，就拿过话筒：“我先来说说”，他详细分折各方案利弊，吸取专家们的合理见解，优化了工程方案，妥善解决反调节水库管理、运用中问题，确保原有设计效益的发挥，引用日本协力基金，补充投资短缺。一席话讲完，获得全场热烈鼓掌，如今工程已顺利完工。罗总的眼界开阔、思路敏锐，统筹全局的本领，真是令人赞佩。
罗总讲真话，敢于直言是有名的，他从不隐满自己观点，对待工程技术上的事，只要认为自己判断是对的，无论哪一级领导表过什么态，做过什么批示，他都只唯实，不唯上。但更使我内心敬佩是，他一旦发现原有的观点不符合新情况，为更好解决问题，从不考虑自己面子和个人得失，勇于修正原有观点，表现实是求事的唯物主义者的作风。
也有两件事情使我多次回味；1990年罗总在淮河水利经济的综合考察中，了解到解决干流防洪问题，有建设临淮岗和加高淮北大堤两大方案，而且是争论焦点，而时隔多年后，在临淮岗工程评估中，他对工程发表了疑问，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安徽省水利厅认真研究了他的意见并作了补充说明，其后罗总对照补充说明又再次去现场考察，证明淮北大堤再加高已几乎不可能后，大胆地否定自己的疑问和意见，肯定了修建临淮岗控制工程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此前，在黑山峡开发问题上，罗总最初也曾主张两级开以发，后来他又赞成一级开发，他说：随着认识的深化，对于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的观点，都可以修正，力求使我们的认识更好地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他认为从黑山峡开发任务由发电为先，改为水资源配置为首，一级开发可以更好地提高水资源利用程度及配置能力。所增加库容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以前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从地质条件和工程规模，否定了一级开发修高坝可能性，现在查清了地质上疑难问题，而科学技术经过近10年发展，国际上已经取得了高震区建设高土石坝的成功经验，从而确立一级开发建设的可行性。由上可见，他的意见改变，不是轻易的而是认真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罗总在工程项目的选择、立项中，从不就项目论项目，而把项目的经济效益放到大的宏观经济发展中去研究，放到现实资金筹措的可能性方面去研究。他说：不能孤立地，就一个项目谈一个项目，必须综合考虑，从宏观统筹安排，才能选上好的项目。在南水北调工程方案讨论中，他提出要解决好水资源利用问题，首先必须结合我们经济发展战略来考虑，要服从于战略发展重点。其次要运用系统工程观点、综合研究如何利用好本地水资源与外来的水资源；同时要结合调出区经济发展要求和可调水量来统一规划，最后还要研究资金筹措可能性。
在工程立项上也有两个生动事例。1988年，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对“研究解决能源基地与京津地区用水途径问题”专题进行研究。罗总就提出，北引黄工程和万家寨水电站应合并为一个项目统筹安排，根据地区经济发展要求，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引水方案不但要考虑大同地区，也要兼顾内蒙古能源基地和山西省太原市用水；工程要成为一个统一经济实体，电站服从电网调度，引黄泵站抽水用电，以内部电价收费，并就建设管理体制、建设资金筹措、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国家采纳，工程实施顺利。而当松辽委参照这个模式提出尼尔基水利枢纽与北水南调工程合并一个项目立项建设时，在1996年罗总在考虑松辽流域“北水南调”工程后提出：“北水南调”与“山西引黄”有本质不同，山西引黄用水与水源均在一个省内。而“北水南调”水源在黑龙江省，而用户是吉林省和辽宁省，更重要是北水南调的调水量与调水时机尚不确定，还需论证。而尼尔基水利枢纽是嫩江上唯一的控制性工程，除了是“北水南调”的水源地外，还有很大的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的效益。要等“北水南调”论证完成，再来建尼尔基，只会延误时机。罗总建议把尼尔基与北水南调分开立项。尽早建设尼尔基，这个建议也得到了采纳，至今尼尔基即将建成生效，由吉林、辽宁两省采用其他措施解决缺水，北水南调工程的必要性至今仍在论证中。两个项目一个“合二而一”一个“一分为二”这就是罗总的立项的“辨证法”。
罗总走了，他那“老农”形象深刻印在我脑中，他给我留下的财富，我一直在享用，并将伴我终身。
谢谢你，罗总。
曾肇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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