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明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

1928年5月

　　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由于遭到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稿。1931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百科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分成赋役制、强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知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

 　　此外，中国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为减轻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写成小册子加以揭露，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够彻底了解这3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1929年春

　　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45人，采用挨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调查人员分成4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

 　　这项调查，是中国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从而有助于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93.14%，贫农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农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50%左右，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401斤，小麦亩产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农47元，贫农25元；米价每100市斤8.4元，小麦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极度贫困，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73.41%。

 　　1930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的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进行挨户调查，并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39.10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21.22元，雇农16.92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

 　　陈翰笙对这两次的调查材料，还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资料便保存下来。

 　　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指出：“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小的合2.683公亩，大的5.616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丛书，反映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王寅生、张锡昌、王国高等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陈翰笙又从美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1933年8月

　　他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会上提出的论文，题为《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利用各地调查材料说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贫下中农无地少地，遭受地主富农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贫困现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认为《中国土地问题》是权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