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季刊》2002年7月第3期

史志目录及其价值略论

张子侠

史志目录创始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不断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长期以来，人们虽然对《汉志》、《隋志》等有所论列，但对史志目录却很少进行宏观研究和理论总结，以致于对其中许多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还留有空白。笔者不揣固陋，拟就这些问题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从而把史志目录的研究引向深人。

一、“史志目录”的含义、范围

治目录学者时常谈到史志目录，许多论著还辟专章或专节加以介绍，但大家对“史志目录”含义的理解却见仁见智，对其范围的界定也广狭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史志目录”特指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徐召勋认为:“史志目录，指我国正史中的‘艺文志’和‘经籍志’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都称史志目录。”①高路明也认为:“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②

2.“史志目录”是指正史、国史和政书中的艺文志及各种补史艺文志。来新夏在谈到史志目录时称:“这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和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一类目录书以及某些政书中的目录书而言。”由于正史目录所缺甚多，清以来学者纷纷为作补志，因此谈“史志目录”应“加上各种补志’，③。周少川把“史志目录”的范围交待得更明确:“史志目录包括正史目录、国史目录、专史目录和补史目录四部分。’，④他所讲的“专史目录”实际上就是来先生所说的“政书中的目录”(也有人称之为通史目录)，是指《通志·艺文略》和《文献通考·经籍考》等。

3.“史志目录”泛指古代各种史书和地方志中的目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史志目录”条解释为:“中国古代正史、其他史书及地方志中的目录。”其范围不仅包括正史、国史和政书中的目录，而且还涉及王应麟的《玉海·艺文志》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受其影响，杨燕起、高国抗也认为方志艺文志与正史艺文志性质相同，“因此论史志目录，应兼及方志《艺文志》。’，⑤

笔者认为，要正确把握“史志目录”的含义和范围，必须注意二点:其一，“史志”中的“史”，可以是正史、国史，也可以是政书，但其前提必须是史书。《玉海》是类书而非史书，其“艺文志”自然不应列人“史志”范畴。这里的“志”，可以是“艺文志”、“经籍志”，也可以是“艺文略”或“经籍考”，但它不是目录专书，而只是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附丽于史籍以行”。其二，“史志目录”中的“目录”是指一个朝代或二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群书目录，它可以著录一代藏书，可以著录一代著述，也可以通录历代存佚之书，但它必须是图书目录而非诗文选录，必须是国家目录而非某人的藏书目录或某地的文献目录。古代的方志大都侧重于地理沿革，是否都具备史的性质尚值得商榷。有些方志虽然有“艺文志”，但“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⑥，这是文选而非目录。即使有个别方志的《艺文志》模仿正史目录体例，但其著录对象仅限于一方文人学士的著述，在目录分类上应属于地方文献目录而非史志目录。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反观上述三种看法，对于“史志目录”的理解有的过于偏狭，有的又过于宽泛。笔者认为，所谓“史志目录”就是指史书中的目录，它缘起于《汉书·艺文志》等正史目录，以后不断扩展，其范围包括正史目录、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和补史目录四个部分。

二、史志目录的优点

中国古代目录学相当发达，不仅目录的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在众多的目录中，史志目录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始终处在显要的位置，至今仍受人重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古人编纂目录，其目的一是将凌乱繁杂的图书分类部次，使之井然有序，便于考索;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人明了各学术派别的渊源流变。汪辟疆先生认为目录之学贵在折衷学术，竟其流别，而“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⑦。史志目录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始于《汉书·艺文志》。该志卷首有篇大序，概述经学和诸子的分化、秦汉图书的聚散及刘向父子的校书和编目情况，是全书的纲领。接下来在著录每类书目之后皆有一篇小序，每“略”之后又有一篇总序。这些序文从不同的范围和层面，剖析了西汉以前学术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以《六艺略》为例。班固于每篇小序中首先追溯各经的起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然后叙述其传授系统及衍分的派别，最后叙述古文经的来历及其与今文经的异同。在《诸子略》各家小序中，班固也是先推言某家学术出自某王官职掌，其流为某某氏之学，然后总括该学派的主旨，并评其利弊得失。班固如此重视条辨学术源流，无疑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清人章学诚称赞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⑧姚名达也说:“《班志》的一派，着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⑨

《隋书·经籍志》卷首也有一篇大序，详述历代典籍的聚散流传，可以上继《汉志》之缺。四部每类之后各有一篇小序，其中经、子两部的小序所论学术源流大致不出《班志》的范围，史、集两部因新增了十几个类目，作者一一补叙其渊源流变。总之，《隋志》继承并发展了班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对各学术派别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分析得相当简明扼要，有助于人们了解学术的兴衰变化。张舜徽先生说:“汉、隋二《志》，可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为用尤宏，而未可徒以簿录视之也。’，⑩

此外，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和焦兹的《国史经籍志》等，或以细密的分类，或以辑录体提要，或通过撰写小序，也都在条辨学术源流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2.前修后续，拾遗补缺，系统性强。

史志目录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前修后续，拾遗补缺，由此形成贯通古今的正史目录和政书目录两大系统。

正史目录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拾遗补缺。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增补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在西汉末季完成的著作。唐修《隋书·经籍志》，鉴于前代史书大都缺艺文志，所以不仅纪隋代藏书之盛，还要上溯六朝图书流通情况，力求能与《汉书·艺文志》和袁山松的《后汉书·艺文志》相衔接。《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官藏目录编纂而成，对开元以后二百年间唐人著述没有著录，后来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补人了开元以后唐人著述二万余卷。尽管如此，正史中有艺文志的毕竟只有六部，许多朝代的图书情况仍缺乏详细记载。鉴于此，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纷纷为正史补写艺文志，先后出现了黄虞樱、卢文招的《宋史艺文志补》、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攘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三、四十种。如果把这些补史艺文志与原有的六部正史艺文志相配，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就可以构成一个前后相连，古今贯通的正史艺文志系列。

政书目录也存在续补问题。郑樵《通志·艺文略》“纪百代之有无”，其下限当在两宋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据汉、隋、唐、宋四朝史志成书，其下限至南宋嘉定。清乾隆十二年，大学士稽瑛等奉救编修《续文献通考》和《清文献通考》，两书都有《经籍考》。其中《续通考·经籍考》上承马氏《经籍考》，著录宋宁宗至明末的典籍。《清通考·经籍考》则著录清初至乾隆初年的著作。后来，刘锦藻又撰《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补录乾隆至清末的著作。乾隆三十二年，秘磺等又奉救编纂《续通志》和《清通志》，’两书都有《艺文略》，其著录内容与郑氏《艺文略》相互衔接。通过清代续修《三通》的工作，政书目录也前后相连，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目录系统。

3.著录图书数量多，范围广。

中国古代藏书，一直以官藏为主。“盖一代之兴，必有访书之诏，求书之使。天下之书既集，然后命官校雌，撰为目录。修史者据为要删，移写人志，故最为完备，非藏书家之书目所可同年而语’，⑩。不仅如此，有些史志目录所依据的不止一部官修目录，而且往往还有新的补充，因而其著录数量不仅超过私家目录，也往往超过同时期的国家藏书目录。比如，《七略》是根据汉成帝时秘阁藏书编修而成，班固因之作《汉志》，又增补了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五十篇，著录图书超过了《七略》。《隋志》自称四部著录 “通计亡书，合4191部(据姚振宗考证实际著录4757部)，49467卷”，加上附录道经、佛经2329部，7414卷，其数量不仅超过《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也超过魏晋南北朝任何一部官簿私录。《新唐志》自称著录开元时藏书53915卷，开元后唐之学者自为之书28469卷(实际收录开元书目52094卷，开元后唐人著述27127卷)。两者相加，其数量大大超过《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吴竞等私家藏书目录更无法与之相比。《宋史·艺文志》取材于两宋四部《国史艺文志》，著录更为丰富，共计为9819部，119972卷。这个数字不仅超过《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也超过《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目录。《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著述4633种，105970卷，虽然纪藏书与纪著述不具有可比性，但就著录数字而言，这也不是明代一般官私藏书目录所能比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通志·艺文略》，该书通纪古今，存亡并录，总共著录10912部，110972卷，748篇，12章，37图。自有目录书以来，这是收录文献数量最多的一部目录。

收录图书数量繁多，往往也就意味着著录范围的广泛。《汉志》的“增人”，《隋志》的“梁有今亡”，《新唐志》的“不著录”，都是努力扩大著录范围的具体表现。另外，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图书品种的不断增加，许多史志目录往往通过增设类目以扩大著录范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郑樵的《通志》。他在《校做略》中宣称:“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评。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及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显然，他不仅要纪“有”，而且要纪“无”;不仅要纪“今”，而且要纪“古”;不仅要纪“崇文四库”，而且要纪“民间之藏”。总之，他要“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关于图书的品种和门类，郑樵很重视图谱文献和金文石刻，因而他便在《艺文略》各大类中兼录图谱，又于“文类”之下创设“碑竭”子目，收录《碑集》等17部金石目录。

除此之外，郑樵还于《艺文略》之外，另撰《图谱略》和《金石略》，备载历代图谱表格及金石名目。这些举措无疑是一个创造，它大大扩展了史志目录的著录范围。

4.重视目录学理论方法的探讨和目录学发展史的总结。

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但一些史志目录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对某些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很注意总结目录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得失。以《隋书·经籍志》为例，首先，志序开篇就谈到经籍的作用和起源，认为经籍出自史官。后来簿录类序又提出“占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这种目录学源于史学的论断影响深远，至今仍在讨论。其次，该志明确提出目录学具有“弘道设教”、‘’为治之具”的政治功用，并极力强调古圣先哲著作的重要性，将儒家经典置于首要位置，而将“无益教理”的道经佛经屏弃于四部之外，附在目录之末。其三，该志首次提出著录图书要“离其疏远，合其近密”，即把内容“疏远”的图书分门别类，“近密”的图书则归于一类或相近类目。在著录每类图书时，先著录隋唐实有的图书，然后再将同一体例或同一内容的齐梁尚存而隋代已亡的图书附录于下。这种著录原则和方法也被后来不少目录沿用。另外，该志还历述了汉隋之间目录学发展过程，又设“簿录类”著录其书，对有些目录也略有评点。

郑樵《通志·校雕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求书、类例、著录和提要等问题。关于求书，郑樵在《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关于类例，郑樵撰有《编次必谨类例论》，其主旨是图书分类要严谨细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通过分类达到“存书”和“明学”的目的。此外，郑樵还论述了“一类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和“见名见书”、“看前看后”的归类方法。关于著录，郑樵主张通录古今，不遗亡佚，全面记有，兼录图谱金石。他特别强调记录亡网图书的重要性，为此还专门写了《编次必记亡书论》和《书有名亡实不亡论》。关于提要，郑樵认为书“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为此他专门写了《泛释无义论》、《书有不应释论》和《书有应释论》，主张“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并批评《唐志》“一概不释”而《崇文总目》又“一概释之”。除此之外，郑樵还阐述了“不类书而类人”的标目原则及“校摊之官必久其任”的编录人选思想。

明人焦站私淑郑樵学风，撰《国史经籍志》。他也强调类例要严明，其“簿录类”序云:“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分则书亡。向、欲剖判百家，条纲粗立。自是以往，书名徒具而流别莫分，官滕私褚，丧脱几尽，无足怪者。”该志最后附《纠谬》一卷，对汉、隋、唐、宋各正史艺文志，及唐《四库书目》、宋《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晃氏《读书志》、马端临《经籍考》等在归类上的谬误分别予以辩驳纠正。对此，昌彼得、潘美月给予了很高评价:“自西汉哀帝时刘散编七略，我国有了目录书，也可以说初步建立了目录学。而要到一千一百多年后，郑樵撰校雌略，才有研讨目录学的专著。但此后却暗然无闻。焦氏经籍志所附之纠谬，探讨前代诸目部次的缺失，虽不足以方驾校雕略，但尚有其历史的意义。纠谬上距校做略之完成，达四百五十年。下距章学诚撰校做通义逾一百八十年，章氏通义第二卷实仿焦氏而作。这些都是焦氏经籍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⑩

三、史志目录的价值与地位

这个问题本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开论述，限于篇幅，这里只从大处着眼，申述以下三点:

第一，史志目录不仅是古典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保存了许多久已失传的官修目录资料，因而其价值尤为珍贵。

自从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正史记载书目的先例，后来的修史者纷纷效仿，不仅正史、国史有目录，政书也有目录，而且前修后续，加上清以来各种补史艺文志，总数当在六十种以上，由此形成我国古典目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早在明代，胡应麟的《经籍会通》曾将目录分为三种，其中史志独占一席。其后，凡治目录学者对史志目录都很看重。如张之洞《书目答问》称:“目录之学，最要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宋史、明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中经籍考，虽非专书，尤为纲领。”张尔田在《汉书艺文志举例·序》中把古代目录分为官家目录、藏书家目录和史家目录三种，认为:“三者，惟史家目录其体最尊。”

第二，在目录学产生发展过程中，史志目录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西汉末年，刘欲据刘向《别录》撰成《七略》，几十年后，班固又据《七略》撰成《汉志》。两书的分类体系和著录内容相同，为目录学的产生共同奠定了基础。后人论目录学的创始之功，每每将刘《略》班《志》并称，都尊奉为目录学的不桃之宗。如清人章学诚称:“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⑩。今人汪辟疆也说:“刘《略》、班《志}}，目录学之起源，亦即目录学之正轨也。”⑩《隋书·经籍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该志自称:“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人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抱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这说明它在体例上受到了《汉志》和《七志》、《七录》的影响，在著录内容上则利用隋代“旧录”而加以增删。这是其“继往”的一面。该志最大的贡献是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班固之后，先后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和七分法等。《隋志》综合了四分法与七分法的优点，正式开始以经史子集为四部标目，四部之下又细分为40类·这不仅使分类法.由“四、七互竞”走向了统一公，.同时也为后来的目录编纂提供了程式。姚名达先生评价说:、‘{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飞删并为四部四十种后产二千二兰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故此项第二时期之四部分类法(非第一时期之李充单纯四部分类法)，实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亦即分类史之正统派。州当然，有成例就会有破例，有正统派分类法就会有非正统派分类法。最早突破正统派四部分类法的，一般认为是北宋李淑的《邯郸书目》(又称《邯郸图书志)})。该书早已亡佚，据《郡斋读书志》卷九《邯郸图书志提要》介绍，该书“载其家所藏图书五十七类，经史子集通计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这段文字表述不清，《邯郸书目》的分类究竟是“八目，，，还是仿《隋志分于四部之外r附录艺术、道书、书、画四志，尚难断定。笔者认为，最早明显‘突破四部分类法成规的是郑樵。他的《艺文略》分古今图书为12大类，82小类，442种，从大类到小类都大大突破了以《隋志》为代表的正统派分类体系。其后不久，郑寅祖述樵例，撰《郑氏书目》，把所藏图书分为七录，也不守四部成规。到明清时期，官私簿录中不循四部分类法的逐渐增多，这一与郑樵的影响不无关系。马端临的《经籍考》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自序云:“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可见其取材范围更广，充分吸收了汉唐以来目录学的成就。在提要的编纂方法和体例上，萧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有《总经序》，集录佛典书序。马端临采用并发展了这种方法，在书目之下博采有关文献，然后加上按语，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目录体制-一辑录体。这种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朱彝尊的《经义考》、章学诚的《史籍考从谢启昆的《小学考》都仿其例。等到补史艺文志和方志艺文志大大发展起来以后，这种辑录体的编纂方法又为更多的人所采纳。

第三，史志目录为后人读书治学提供了重要线索，保存了宝贵的资料。

指示读书门径是目录学最基本的一项功能，由于史志目录著录广泛，内容丰富，系统性很强，因而更能发挥读书的向导作用。《十七史商榷》卷二引清代学者金榜的话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也说:“艺文之人史志，为目录之初祖，亦读经及群书之纲要。”

    对于学术研究，史志目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能够提供诸多的帮助。例如，各正史艺文志都有一篇大序，主要介绍历代或本朝图书的聚散、典藏、整理及目录编制等情况，如果把它们连结起来，就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发展简史。再如，《汉志》和《隋志》等书的类序，不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且还品评各家学术宗旨及利弊得失，这对于后人研究古代学术发展史，尤其是先秦秦汉间各学术派别的分野及渊源流变极有帮助。姚振宗在评价《汉志》的作用时曾说:“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⑩康有为谈及《隋志》时也说:“抑自《汉志》之后，诸史无志，借以考经籍之源流，舍是莫之焉，故唐、宋以来，钻仰无尽。’，⑩至于考辨古书真伪，史志目录的作用更大。明人胡应麟擅长考据，尤精辨伪。他在《四部正讹》中总结了辨伪的八种方法:“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鹰籍亡(无)隐情矣。”在这里，胡应麟强调遇到可疑的古书，首先要检查一下《汉志》(《七略》早在唐末五代已经失传)著录了没有，然后再看以后各史志的著录情况，以考察其出处及流传线索。这就充分肯定了史志目录在辨伪学中的价值。

综上所述，史志目录不仅是古典目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而且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大大推动了古代目录学的发展。“自唐以前，目录书多亡，今存者汉、隋、唐之《经籍》、《艺文志》而已，宋以后私家目录虽有存者，然所收仅‘家之书，不足以概一代之全‘，仍非先考史志不可。’，⑩

注:

①徐召勋:《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②高路明:《古籍目录及其功用》，见王国良、王秋桂《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

③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第18一22页。

④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79页。

⑤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⑥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⑦⑩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⑧⑩章学诚:《校雌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

⑨姚名达:《目录学》第一卷第六章第三节.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⑩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⑨⑩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见《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⑩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

⑩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6月版，第94页。

⑩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

⑩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