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金，1920年生，现年85岁，澄迈县和岭农场茅园村人。16岁时日本兵进村烧村时，被日本兵抓住。然后步行到日本在临高加来的据点，白天除草皮，建加来机场，晚上日本兵来强迫施暴，迫为慰安妇。20岁由媒人介绍嫁到土垄村的钟孟勇，丈夫现年86岁，2004年患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由李美金一人照顾。

蔡爱花，1916年生，现年89岁。澄迈县中兴镇东岭村人。19岁那年，驻福来日本兵来东岭村烧村抓人，杀了村长，蔡爱花被抓到福来军部，充当慰安妇。因被日本兵用脚蹬踢腹部，致伤残，常年腰痛和腹腔疼痛。22岁嫁给东岭村委会南进村比她小两岁的李明道。2003年，蔡爱花患上耳聋疾患，如今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蔡美娥，1927年生，现年79岁，琼海市龙江镇红星大队红森村委会人，13岁时父母去世。1941年日本兵登琼后，被抓到日本据点，在炮楼里被强奸，像她这样的一共有五个女子留在炮楼里当慰安妇。蔡美娥说，经常欺负他们的是一个叫七队队长的日本兵。她目前住在养女家里。

卓天妹，黎族，陵水县祖修村人，由于父母没告诉她是哪年生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了，她说大概有80岁了。她有4个弟妹，当时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只剩她一个，日本兵来抓人，就把她给抓走了，抓去后关在祖关日本的军部里，被很多日本兵强奸，还被日本兵用棍子打。一年后，她躲到大山里逃过了追捕。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心里就很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眼泪马上润湿了已经浑浊的双眼。卓天妹结过2次婚，有四女一男，目前和儿子住在一起。

郑金女，黎族，陵水县祖关乡弄清村人。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大约有80岁。16岁时在田地里干活，被日本兵抓到一个高山上的军部关押。当天被3个日本兵强奸，并逼她当慰安妇，没多久，趁日本兵不注意时，她跑到一个苗村里躲起来。日本兵追到她家里找她父母，她父母害怕也跑了。郑金女现有2男2女，丈夫2004年去世。

符桂英，1919年3月出生，现年82岁，原系澄迈县福山镇美傲村人。1938年嫁到临高县皇桐乡皇桐村。1941年7月，日本侵略海南岛时期，日本在皇桐村建了一个军部，设立炮台和军事区。当时符桂英的丈夫符立义被日本鬼子抓走后，过了第二天，她来到军部看丈夫，不料被日本鬼子扣在军部，之后三、四个日本鬼子将她轮奸、奸淫她两个昼夜。之后她为日本人挑水、洗衣服煮饭。日本鬼子不分白天黑夜，多时七八人，少时三四人对她进行轮奸。符桂英一年四季被日本鬼子押在军部，强迫劳动，不但饭吃不饱，还时常挨打，随时受日本人奸淫，直到日本人投降。被日本人侮辱几年，身心受到摧残，身患疾病不能生育。这是和符桂英（左）一起被日本人抓干苦工的同村人符玉开（81岁）在一起回忆往事。

林爱兰，1926年生，现年81岁，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人。20多岁时她被日本人抓去，当时汉奸诱骗她“嫁给”日本人做老婆，林爱兰不同意，日本人就用木棍塞住嘴巴，双手吊起，把她往死里打，晚上就奸淫她。由于她坚决不从，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人打断，造成她至今残废，不能正常行走。

陈亚扁，黎族，1925年生，现年80岁，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1942年时她17岁，被日本汉奸抓到汉奸兵营干苦工。半年后来了日本兵，把她抓到三亚市，关进一所慰安所，充当起了日本人的性工具，多次被日本兵强暴，有时被打，眼睛都哭坏了。被关押了两三个月，后来她妈妈到汉奸团长家里讲情，汉奸团长才到日本慰安所把她接回来，回来后继续在汉奸团长家里作了三年的苦工。陈亚扁在被抓去当慰安妇之前，已经有一个叫卓开春的恋人，很理解同情她，在她从三亚回来之时，就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人了。由于被迫充当慰安妇，造成了身体的创伤，她怀孕六次都流产了，最后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女儿。现在陈亚扁常常做恶梦，气喘，想呕吐，而且总是吃什么、吃多少都不饱，胃里总感觉饿。2003年陈亚扁赴日本参加中国慰安妇研讨会。

林石姑，生于1920年，现年85岁，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1940年她被日军抓到日本军部（现在陵水县的红岭）充当慰安妇，因为反抗，她的胳膊被日军打断，至今残废，在遭日军性蹂躏期间，曾多次自杀未遂。

黄有良，黎族，生于1927年，现年78岁，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人。1941年，15岁的她就被日军强暴。1942年4月的一天，黄有良被日军抓去，送到藤桥日军军营充当慰安妇。在这里，她每天遭受非人的性折磨，甚至有时整天不停地被轮奸。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谎称父亲去世了回家送葬，才得以逃出虎口。2001年11月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当庭讲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她的可怕遭遇。

杨娅榜，1920年生，现年85岁，黎族，保亭城镇什曼村人。1940年春天日军进犯保亭，一个月后，日军巡逻骑兵，在什丙村发现了她，被一个日军翻译强暴。从此之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她多次遭到日军奸污，后来被抓去当劳工。在劳工队，经常有三五成群的日军以检查为名找她们发泄兽欲。其间杨娅榜怀孕生下一个男孩，不幸夭折。杨娅榜在日本投降后出嫁，由于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丧失生育能力，收养了两个儿子，目前得了肠癌瘫痪在床，由丈夫照顾。

林亚金，黎族，1925年生，80岁，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人。1943年10月的一天，她和姐妹们在稻田里被日军抓走，押到什漏村，关在一个小茅房里，第二天就被3个日军轮奸，在什漏村10天有9天都被日军强暴。10天后又被带到南林村日军据点，关在一间小铁皮房里，继续充当慰安妇，一个月后林亚金病倒了，才得以回家。之后又多次被日军奸污、轮奸。1951年嫁到罗葵什号村，无法生育，领养了丈夫兄长的一对儿女。2005年3月林亚金赴日本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

谭亚洞，黎族，1926年生，79岁，保亭南林万如村人。1943年被抓去当劳工，关在一间茅草屋里为日军晒盐撮成粉末，或烧酒给日本兵，一次日本兵带她上山打鸟，被日军强暴。回来后经常被一个日本队长奸污，后来被押到大村日军据点，同样遭到多次奸污。谭亚洞还被日本人踢打腰部造成躯体变形长年疼痛，加之双腿浮肿，目前已不能直立行走。解放后经人介绍嫁了人。

邓玉民，苗族，1927年生，78岁，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1943年，邓玉民全村60多位苗族男女被一个汉奸骗到县城做劳工，她当时16岁，多次被一个叫松木的长官奸污，两个多月后，别的日军也多次奸污她。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忙着撤退，劳工无人看管，邓玉民他们才逃跑。建国后嫁人。

1940年春天，日军从藤桥路过加茂侵占了保亭县城，在加茂河边建了个据点，在这里驻扎着一个小队，他们抓民工开路架桥，种植蔬菜供应军需。这个据点距离陈金玉家只有两公里。“1941年初日军建立据点时，我才16岁，”陈金玉老人慢慢打开话匣子。她当年已经出落得小巧水灵，不久就被日军征去当劳工。开始是去种水稻和蔬菜，之后她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当时陈金玉还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劳工要轻松一些，但要是谁不听话，就要被日军鞭打，当“四脚牛”在地上爬行。
陈金玉当上“后勤服务队”队员后，被安排去抓烟草虫，有一个日军监工天天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一双眼睛充满着淫亵。“记得那是五月节的前两天，我刚当了七天的服务队员。那天中午正在和姐妹们吃饭，日军监工来到工棚，唧唧呱呱说了一阵，翻译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不得不去，害怕被打。”老人回忆说，当她一进入日军监视房间，门就被关了，她惊叫了一声，结果就挨了一个嘴巴，她痛得嘴都要裂了。日军监工比划着要她脱下裙子……陈金玉痛得叫了起来，结果又挨了一个嘴巴……之后，陈金玉带着斑斑血迹回到了工棚。
被强暴后，陈金玉非常伤心，趁日军监工不注意逃回家，结果被发现了，又把她抓回来，用“四脚牛”来惩罚她。老人介绍说，“四脚牛”是日军把战刀倒插在地上，要她弯着腰手脚着地，战刀锋利的刀刃刚好抵住她的腹部。如果敢抬头，就会遭到日军的棒打；但如果累了撑不住，就会被刀刃凿穿腹部丧命。做“四脚牛”非常痛苦，累得一会就撑不住了。老人挽起衣服把后背给我们看，后腰上还有明显的被日军棍棒打击的伤痕。老人还指着脸部几条伤疤说，这些都是日军用战刀在她脸上划的，几十年了还是那么明显。
此后，日军监工变本加厉，经常换人施暴，陈金玉便一次次被监工、士兵折磨，在一起的姐妹们命运也差不多。但是她是其中最惨的一个，天天都要遭到几个人的强暴，简直生不如死。有一天下午，陈金玉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过河东边不远就是她的家，她便偷偷潜过河，爬上对岸就跑，结果被岗楼上日军哨兵发现，很快又被抓了回去，等待她的是更加凶狠的一阵棒打，之后把她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陈金玉又被拉到操场上做“四脚牛”。
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了很多伤口，雨一淋就痛得不得了，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了泥水中，动弹不得”老人回忆说，当时要不是其他姐妹通过翻译向日军苦苦哀求，她可能早就没命了。之后，日军的监视更为禁严。
陈金玉和姐妹们在日军的“战地后勤服务队”中过着非人的日子，天天都要受到日军兽行的凌辱，被日军强暴过多少次她也记不清了，多则一天两三人，少则一人，就连月经来时也从来没有放过。 
记得1945年6月的一天，日军部队里个个持枪上上下下，显得很紧张。陈金玉感觉到情况似乎有变，便趁日军慌乱之际，天刚黑就摸过加茂河抄近路逃回家。刚一到家，日军就追了回来，看到日军穷凶极恶地追过来，她当时就被吓坏了，紧张之中跑进保长家，保长叫她跑到荒山里躲起来。在逃跑中，她还远远的听到翻译大声对保长说什么皇军在追捕共产党分子。陈金玉连夜逃到万总村朋友的山寮中躲起来，整整两个月都不敢露面。有一天朋友告诉她，说“哑客”（当地人把日军称作“哑客”）下海了。她才小心翼翼地从小路摸回家，到家后听村民说日军据点里已经空无一人。
日军投降后，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当长工的农民，夫妻感情很好，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14年前老伴去世，她现在由儿女抚养，还靠卖椰子槟榔挣点生活费。陈金玉老人告诉我们，幸好当初她没有吃日军发的“预防丸”，所以先后生了2女3男，现在也能儿孙满堂。但是每当想起在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里受到的种种凌辱，她就更加痛恨日军的罪行。她说自己老了，不能去索债了，但这是一定要偿还的。

朴来顺，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理让面内谷里人。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在韩国征兵，朴来顺的恋人被征到中国战场。1940年2月，日本又在韩国征集女子“战地后勤服务队”，说是做饭、洗衣服和照顾伤员，抱着可能与恋人想见的想法，她报了名。1940年3月，她们到达中国抚顺，充当起了日军慰安妇。1941年1月底，朴来顺和28名姐妹坐船来到海南岛海口市，安排到日军司令部附近的慰安所，在海口市住了一年。1942年1月，日军又把她送到三亚，住在红沙旁边的慰安所里。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来往的军人很多，朴来顺任凭日军粗鲁的蹂躏。1945年8月，日本投降，撤离海南岛，饱受折磨的她被丢了下来。这时她认识了一个叫石建顺的朝鲜青年，也是被日军留下来的，1948年，两人结为伴侣，住在崖县荔枝沟，结婚7年未生育。1955年，石建顺病故。中国政府对这个异国女人给予了关心，给她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并安排她到保亭公路工区当养路工。1993年病重，1994年在海南省保亭县病故，至此她在中国生活了整整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