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治方面，我自己经历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斗争。记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我已经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同志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六百九十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我特别请了一位内行算了一笔帐，然后我才在发言稿中作了具体的揭露。汪东兴修建这个公馆共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一千二百八十元，比人民大会堂每平方米的造价高五百八十六元，比北京饭店每平方米的造价五百七十一元还高出一倍多，超过一般住宅十倍。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五十七米的活动室，一个四十五米的餐厅，一个一百九十九米的电影厅，修了两层屋顶，三层玻璃窗，能抗九级地震，和毛主席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在准备会议上讨论主席团名单时，我就提出汪东兴没有资格进主席团。谁知这一下惹来了大祸，说什么主席团名单已经政治局安排批准，作为党员不应同中央不一致。还专门开了人大代表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说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就是说都是拿到人大去通过而不是拿去讨论的，我要求讨论便是错误！这种批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若这样，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党中央的表决机器了。当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这样理解人大的民主的。我找到耀邦，把我的揭发材料给了他一份。我向他发牢骚，他劝我沉着一点，以后说话不要那么直，那么冲。

原来，批评我的深一层的原因，是我不应该揭露这一重大的挥霍公款、舞弊营私的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贪污腐败的作风是任何政党失败的一个毒根。因为反贪污腐败是我们整顿党风的一个主要任务，我决心使人民日报在反对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勤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关于勤政殿的事不准在报上公开揭露，可是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对官僚主义总题目下还是进行了几场大的斗争，如反对外贸部贪污、受贿事件，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萃华楼饭庄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人大会议上我作过希望中央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为公园，党中央的经费预决算由人大审议，公布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揭露大的官倒等发言。上述宣传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发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历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们经常发言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多的也是贪污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