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下放向阳湖之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当时已被送进“牛棚”，经常挨批，罪名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标本”和“现行反革命”。

　　初到向阳湖，什么都没有，一切平地起楼台，烧砖瓦、垒房子。后来，周汝昌因体力弱得到照顾，被分配看守菜地。虽然是“象征性”劳动，他也得凌晨4点就起床，到向阳湖边新菜园去“视察”，其实什么也没有，要是真有人搞破坏，他这个能力也无济于事。这时，周汝昌不由得想起了《水浒传》里的“菜园子”张青，不过人家是英雄，他却是个老弱残兵！尽管如此，周汝昌还是乐此不疲，甚至为自己能成为干校中第一个看红日东升的人而陶醉！

　　更令人难忘的是，周汝昌还和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杨霁云老先生共过患难，两人被安排在一起抬粪，可谓“臭味相投”，又“滚”到了一起。杨先生早在1934年就收集、整理鲁迅先生集外集佚文，印行了《集外集》，并与鲁迅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他文质彬彬，具有老一辈文化人的风度和涵养，深得周老敬重。那年头“红学”事业受到种种破坏，周汝昌不免心灰意冷，而杨先生偏偏看重他的那点研究价值，经常提醒他：“你不能丢掉红学！”给身处逆境的周汝昌以莫大的宽慰。

　　值得庆幸的是，周汝昌在向阳湖仅呆了11个月，就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当时一下子轰动了十四连。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军宣队的干部叫他去谈话，他还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误，没想听到的回答是：“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日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哪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周汝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其时有人还在陆续下干校哩！他不敢多问，过了十天，赶紧去“四五二高地”开公函。打开看时，不禁暗吃了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至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其中“人民出版社”五字是原文，漏掉“文学”二字，当时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汝昌不由得又惊又喜：“简直是一步登天！”连里的人都猜测，不知他用了什么通天的手段，其实他本人什么也不知道！

　　告别向阳湖那天，连队里指派小伙子彭庆生为他拉板车运行李。两人起了个大早，步行到了咸宁县城火车站。彭是“文革”中刚从北大出来的“小将”，到了向阳湖因形势变化而成了“五一六分子”，受了不少苦。此次拉车送人，正是倒霉受惩的一种“改造”方式。小伙子毕竟身体好，扛得住，拉着重物走了数十里不平坦的路，顺利抵达。

　　周汝昌到车站时正值中午休班，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不卖车票。他把证件递给窗口内的女售票员。姑娘破格照顾说：“我先给你一张吧，省得一会儿你排队挤得累。”并说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在她的室内，先抽空到街上走走。周汝昌十分感激，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北京家中，夫人还以为他是休12天的探亲假，听说不用再回湖北，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她曾向“知情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是否还能回来，得到的回答是：“多半是回不来了！”

　　由此可见，与十四连同事比起来，周汝昌下干校堪称“镀金”。他无疑是众多“五七”战士中，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