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仪式上播放的VCR



　　有一种说法是,朱维铮先生继承了经学研究的正统,是有士大夫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息的最后一代人。

　　检视一生后,他认为自己在经学史领域的研究,最重要的三句话是:“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中有着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

　　他给学生三条建议:“不要把自己变成大中华主义者。”“眼睛向内看,解决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才会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改变观念,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还停留在孔子时代,甚至还不如林则徐、李鸿章他们。”

　　朱维铮已成为历史。

　　就像他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他的人生同样浸透着沉重的历史感,“我是抗日战争前一年出生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许多不是战争的各种运动……”3月14日,这些话伴随着屏幕上反复播放的他的人生的片段影像,成为其遗体告别会上最后的绝响。

　　在学界,他的学术承自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周予同、陈守实一系,是经学史和史学史的集大成者。而对普通人,他的研究结论打破了一贯的历史“常识”,提出“孔子是私生子”,“挨打不是因经济落后”；他20年前作的《走出中世纪》,在给自己赢得巨大学术声誉的同时,也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得以重新去审视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

　　朱维铮一贯坚持的启蒙主义立场被不少学者认为在这个时代弥足珍贵,不过他本人不去混淆历史与现状的区别,“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讽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离历史实相。”然而“今天以前所发生的东西都是历史所要研究的东西”,他毫不犬儒,他一直关注现状,“我批评现状,是希望你这个现状能够有点改变。”

　　“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癌症引起的疼痛让朱维铮的睡眠坚持不了一个小时,他的精力再也没法集中。学生姜鹏去医院看他,他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挺直身子,极力正襟危坐。

　　“我们想让先生做些口述,录音笔都带去了,先生说先放一放,他还没有想好。”姜鹏说,之后不到半个月,肺癌恶化,朱维铮陷入了呼吸困难。为了应付治疗,医生只能给他注射镇静剂,在深度昏迷中,朱维铮的生命坚持到了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享年76岁。

　　这位被同事称为有“士大夫”遗风的历史学家在最后时刻却走得太快,对自己涉猎的各个领域没有留下完整的总结。钱文忠在微博上追思:“朱维铮教授极尊严地远行,剧烈病痛几乎没有在先生遗容上留下痕迹。遗容如生,庄严,高贵。”

　　易中天则这样评价朱维铮:“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另一种说法则是,朱维铮先生继承了经学研究的正统,是有士大夫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息的最后一代人。

　　朱维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界,除了那些读过他的普及型书籍《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重读近代史》的读者外,一般人对他的学术渊源知之甚少。他的弟子马勇撰文回忆:“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的学术传人。”

　　朱维铮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不过他始终谦称自己为“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人经常能见到朱维铮的影子。

　　朱维铮的专业贡献让当今学者津津乐道,他在经学史上的建树尤为如此。朱维铮回忆当年在跟随周予同学习时,周予同提出经学时代已经结束,经学史研究的时代刚刚到来,朱维铮随后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他的弟子们不断说起,朱维铮曾说,一名历史学家若能留下三句话,让后人永远记住,那就很了不起了。检视一生后,他认为自己在经学史领域的研究,最重要的三句话是:“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中有着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

　　对纯学术的恪守让朱维铮赢得了“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的赞誉,而德国的汉学家们则称他是位“低调的大师”。

　　最有范儿的教授

　　在复旦的校园内,朱维铮留给学生的是“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北区,腰杆儿挺得特别直”的老者形象,老一辈的学人则还能想起他曾是复旦大学话剧团的台柱子,也是100米短跑的纪录保持者。

　　朱维铮那门《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全校公选课开了好多年,成为一代代复旦学子的集体记忆。“他究竟在课堂上讲过什么,一拨又一拨学子或许并不记得了,最难忘的还是他的风度、犀利,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朱维铮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在一代又一代学子身上留下不灭印痕。”马勇在回忆文章中说。

　　他被学生看做是复旦大学最有范儿的教授,他的衣着、他的言论,都让他的课堂和讲座时常爆棚。“老师上课前会理一下自己的头发,为的是免得自己在个别细节上的疏忽影响了学生听课。”姜鹏说。

　　给本科生上课是朱维铮一贯的坚持,即便在生命的末期,他也如此。

　　去年12月15日,刚从中山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回来,朱维铮就拄着拐杖走进了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姜鹏说,当时朱维铮走上三楼,在休息室里整整休息了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随后他努力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为学生们讲完两堂课。

　　在这人生最后一课,他讲了夷狄之辨、夷夏之辨,讲清朝的满汉分野,还讲辛亥革命。

　　末了,他给学生三条建议:“不要把自己变成大中华主义者。”“眼睛向内看,解决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才会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改变观念,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还停留在孔子时代,甚至还不如林则徐、李鸿章他们。”

　　“我应该有一颗

　　属于自己的头脑”

　　朱维铮早早就显示出了在治学方面的天分。1962年,年仅26岁的朱维铮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备受瞩目。

　　196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朱维铮留校给陈守实教授做助教。

　　后来,周予同教授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他找朱维铮当助手,朱维铮就又转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并在此处找到了研究的发力点。

　　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历史研究会和政治扯上关系。

　　1958年学界的“厚今薄古”浪潮让复旦史学亦难幸免。

　　锋芒毕露的朱维铮成了“白专”典型,他受到处分,但其才气让他被“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看重,在写作组,朱维铮成为历史组的核心人物之一。“文革”之初,他用“康立”的笔名发表过多篇文章,他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出入证,他曾和姚文元共用一张办公桌,他还经历了《评“三家村”》的出炉过程。

　　日后,朱维铮并不讳言这段历史,他曾说:“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

　　1968年,朱维铮受到审查,很快就被清除出了写作组,随后是长达8年的工厂生活。在工厂里,他开始有意识地去重读历史,重读历史上的经典文本,希望能从历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

　　朱维铮后来较少谈及这段个人学术的空白期,在跟学者魏承思袒露心迹时他说:“在隔离室里,那天正是我35岁的时候,我突然醒悟:‘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

　　直到1978年被平反,朱维铮才重新站上复旦大学的讲台。
　1987年,朱维铮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中世纪”一词或多或少唤起了当时人们对“文革”的集体回忆。在出国回来后,朱维铮收到了一大堆积压很久的信,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问他历史问题,不少人在后来都声称因为此书唤起了自己的历史意识。

　　学术回归到无用

　　重读历史让朱维铮有了新发现,他扎实的研究破除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这不是学术讨巧,他只是想还给大家历史本来的样子。

　　在《重读近代史》中,他开篇就质疑“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根据经济史家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即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12国的GDP总和,更远超美国和日本,挨打与“落后”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