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经公安部门调查，排除案件可能。据耿尊芳处长家人反映，其长期失眠，情绪低落。

安徽省教育厅通告：

5月4日下午，我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同志（女，58岁）从办公楼坠楼身亡。经公安部门调查，排除案件可能。

据其家人反映，耿尊芳长期失眠，近期情绪低落。

愿逝者安息！

安徽省教育厅新闻办公室

2015年5月5日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已经不是什么网络新鲜事，每每网上曝出官员意外身亡（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新闻后，总会在网上引起不小的舆情震荡，吸引舆论争论，而官员的死因更是成为舆论的聚焦点，引来各方质疑。

据《经济观察报》统计，自2000年至今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中国青年报》则统计了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非正常死亡官员数量，共有54名。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4成。《财经》统计了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

梳理公开报道，可以找到很多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例子：

山西省原纪委书记金银焕在调研途中因车祸而身亡；广东省韶关沙坪镇原副镇长黄宜宾饮酒后突发心肌梗塞猝死等等。

还有一些干部因为在岗位上长期勇挑重担，一心为民，过度劳累，忽略的了自己的身体，因劳累或疾病而倒在了岗位上，诸如“全国优秀组工干部”江西吉安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甘肃临洮原县长柴生芳，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死堪称伟大。

但除去这些“非正常死亡”，还有一类更受公众的关注——“自杀”。

早已有细心的媒体做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2012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为68人，2013年—2014年，两年间官员的自杀人数多达77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间的官员自杀人数较之过去十年还多。

说到这儿，难免会有一些人联想到“为官不易”与“反腐肃贪”。

回溯过往，对于每一个自杀事件，官方从未披露过信息介绍该自杀官员是否与反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只说是由于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所致。但正是这一单薄的说明却给坊间的“官谣”留下了大片的开阔地带。

大量的有罪推定，狡黠隐喻的“你懂的”，一些传起来神乎其神的原因喧嚣至上，一传十、十传百，让人听的一愣一愣的，结果是混乱了社会舆论，侵蚀政府的公信力。

不要一看到官员自杀就想到“畏罪”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评论，被各大门户以《不要一看到官员自杀就想到“畏罪”》为题转载。

　　评论称，网络上有一种刻板的思维，我称之为“一看到就想到”的条件反射式思维。比如，一看到“官员自杀”就想到“畏罪自杀”，一看到“官员抑郁自杀”就想到“官方掩盖真相”，一看到女官员就想到权色交易，一看到临时工就想到替罪羊，一看到年轻干部就想到官二代，一看到宝马肇事就想到富二代，一看到“点赞”就想到五毛，一看到美女就想到干爹，一看到辟谣就想到说谎，一看到“名人嫖娼”就想到“肯定是被迫害”。

　　这种“一看到就想到”的刻板思维，见证着官民间巨大的不信任，也见证着一次次官员说谎、一起起媒体曝光在舆论和公众心中累积的负面效应。当政府在临时工问题上说过一次谎，拿临时工垫背，就别怪公众一看到“临时工”的说法就哄堂大笑了，哪怕某一次惹祸的真的是临时工。当某一次政府辟谣被拆穿，后来被无情的事实证明完全是“以造谣的方式辟谣”，那个传言原来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后，就无法阻止公众“看到辟谣就想到说谎”的联想。

　　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就是这么脆弱，一两次看得见的谣言也能引起塌方式的怀疑。每一个“一看到就想到”的反射背后，都必然有一些实际发生过的案例支撑着这种想象。但我不是要鼓励这种“一看到就想到”的思维习惯，而是想谈谈这种思维的误区，以及如何走出这种不顾事实而使劲往坏处想的情绪化想象。

　　这种“一看到就想到”的思维，其实就是网络上流行的“脑补”——当事实不完整的时候，不是耐心等待调查、搜索更多相关报道、采访更多的人、深入现场去发掘真相——掌握更多的信息去了解真相，而是坐在电脑前，根据自己的经验用“大脑的想象”去补充那个不完整的真相，从而让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在脑子里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原因的脑补上原因，没有结果的想象一个结果，使碎片和标签成为有头有尾、有声有色、有背景有曲折、有施害者有受害者的故事，听起来也很符合经验和逻辑。

　　很多人特别迷恋这种“一看到就想到”的脑补思维，因为它迎合了这些人的思考惰性。如果要了解完整的事实，需要在看到标题后还得看完整的新闻，看完新闻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核实，综合各方信息以判断新闻靠不靠谱，这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而“脑补”解放了这些不想调查、不想思考、不想辨析的懒人。没什么比“脑补”对那些网上的“键盘侠”更有诱惑力了，足不出户，盯着一个标题，脑子里立刻完成了对一个故事的构建与阐释。

　　那些“脑补”的故事往往迎合着网络的受害者逻辑、仇富仇官逻辑、怀疑一切逻辑，而且充满蛊惑性，这又让脑补者觉得这是一件正义无比的事业——这么想着想着，就不觉得这是脑补了，而自我暗示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当很多网民的脑子不是用来思考，而是用来想象和编故事时，就形成了网络上可怕的乌合之众。

　　虽然“脑补”带着这个时代的背景，很多也建立在以往负面想像的经验基础上，但不得不说，“脑补”实在是一种得吃药的病。当对事实毫无兴趣，对调查缺乏尊重，对真相缺乏起码的敬畏，根本不顾事实到底是什么，而是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想像中时，有何客观和理性可言？脑子是用来对事实进行思考的，而不是臆想出一个“事实”去批判。很多偏见、偏激和偏执都是在脑补中产生的。这种脑补，有时会被事实所验证，但不代表这种思维方式的正当性。

　　回到开头那些“一看到就想到”的案例，官方需要反思，舆论何以形成那些条件反射般的联想？舆论也需要警惕，这些充满诱惑的“脑补”只是在任性地宣泄一种情绪。宝马肇事就一定是富二代作恶吗？提拔年轻干部就一定是官二代抢官吗？辟谣就一定对应着说谎吗？没有就事论事、疑必有据的事实逻辑支撑，任性地“脑补”只能使官民不信任陷入无解的死循环。

其实，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之所以会在坊间“阴谋论”、“畏罪自杀论”，就是因为官方的信息供给跟民众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官方给的少，自然谣言就会泛滥。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要想让公众对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坊间少一点儿不靠谱的传闻，也并非一件难事：信息发布要直面民间关切，对突发公共事件也要及时主动公布善后进展，澄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