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语发电报通知除奸
南方日报:后来,您又监送叛徒姚铎去了重庆?
吴南生: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撤退住在我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汕头待船去上海找新四军后,他回到澄海老家,生活腐化,与国 民党人员(他的同乡同学)密切往来,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让我把姚铎送到重庆,还是着眼于教育挽救。
1944年春节后,我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雇了一个小艇休息,姚铎趁我困睡时说要上厕所,独自上岸一个多小时,更加可疑。当晚,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经历险阻,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
我们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了将近半年,和各地到重庆准备转延安的同志一起参加学习。这年夏天,林伯渠、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王若飞在内部作了延安整风学习情况的报告,谈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时,南方局准备利用谈判时机,输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大家都十分高兴,唯独姚铎紧张,情绪低落。数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借故跟我吵架,大闹一场跑了出去,投奔国 民党中统局,返回潮汕,准备诱骗地下党员上钩,一网打尽。
受南方局领导委托,我赶紧起草电报,通知林美南,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大意是“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等等。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把姚铎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