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说：“由于惊异（wonder）人们开始哲理探索，他们当初惊异于那些明显的令人困惑的现象，逐渐一点一点地积累，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做出说明。……一个有所迷惑的人和惊异的人会自愧愚昧无知，因此，他们探索哲理只为去昧。显然，人们研究学术只为求知，而不为任何实用目的。”他认为这种不为实用目的的学术即在于自由：“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探索学术，只因为人是自由的，我们说，人只为自己存在而不是为他人存在，因此，我们从事哲理研究只为自由的学术（free science）,因为学术存在的理由就在其自身”。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不假外求、探索万事万物原因或原理的学术列为人类诸种活动的最高层次，向下依次是为娱乐的知识和为实用的知识。

　　我们中国的传统知识观却不与此同，儒家之所尚格物致知者，虽其格者亦为物，而其所致者，却非某物是什么之知，而是某物怎样之知，如，孔子观水：“子贡问孔子，君子何以见大水必观，孔子说：‘夫水大徧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也，似义；其滉滉乎不屈尽，似道；有決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万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平；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水必观’”。显然，求怎样就不关物而是关于物中所体现的关于人的意义。故，孔子观水格物并非欲求水为何物之义之知（即事物的客观原因或原理），而是水的那些象征人的伦理道德义之知。因此，在中国的思里起规范作用的不是思的独立的逻辑-形式性，而是人何以为人的道德-目的性；如果，思不被所思即目的来规定和充实，在儒家看来没有意义，因为，它会流于无谓的形式诡辩而危害人心，这就是说，“知”指向“行”且受制于“行”，而“行”的目的在“成人”，如，岳麓书院的院训：博于学问、明于睿智、笃于务实、志于成人。

　　所以，在儒家就是为了伦理的目的而求知，即求“意向性的真”（如孔子观水）而蔽于实在性的真(reality or first causes and principles)，且这种“意向性的真”又以能否躬行践履为其标准，此种知识观的经典表述就是：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在先秦时，专事名学或逻辑的名家以及墨家就成为儒家攻击的对象，以致在中国思想史中夭折，没有构成中国文明的血脉。西方则相反，其所求者在物即客体（object）或实体（substance）之知，即某物本身是什么，故十分强调思的技术，即逻辑形式对思的规范，以此来保证认识的真（这样就导向对思维本身的探讨，即对理性的探讨）。因此，在西方就形成一种传统，即逻辑在先。所谓逻辑在先，就是指在理性里筑就一种推理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必须是确定性的，关于事物的知识就是这种建立在思维的因果律上的推理的结果，即概念，因此，关于物的知就是概念的真、逻辑的真。在柏拉图为Idea，在亚里士多德则为Form，而在西方现代则发展了一套数理逻辑符号体系以规范人的思维。我们往往将之贬为唯心主义，然而这种唯心主义却成就了西方人高度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

　　另外一个差异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即语言-文字。汉语天生是一种诗意的艺术语言，它没有西语那种严格的、独立于表达意义之外的形式规则，随意而成就表达，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即意在形先，无迹可求，亦即目的大于方法。而西语则天生是一种形式化的逻辑语言。在西方语言中，有两个鲜明的彼此独立的成分，其一是语法规则，其二是表达意义。表达意义必需在语法规则里获得确定性其意义才被显明，即结构意义制约表达意义；充分体现了方法大于目的，方法制约目的原则，用中国的概念，可以说是，形在意先，有迹可求。

　　这一比较显出了中西之间的根本差异。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性的国家，中国文化要想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文化，首先须反省我们那种目的大于方法的知识观，那种“思”被“所思”所束缚的知识观，那种功利性的知识观。我们必须从知识研究的功利性中彻底摆脱出来，德国十九世纪语言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洪堡关于大学教育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的真正成就应该在于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与精神上的完善。”这段话同样揭示了学术的含义。我们强调知识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时，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学者必须追求学术人格的完善化，这正是真理探求何以可能的保证，这也正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异于其他从业者之终极所在，同时也是学术的安身立命之所——学术不能在为……中讨生活，学术在本质上不是任何其他事物的工具，它的理由就在它(求知去昧)本身，这个“昧”即包括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那种“昧”，同样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等等举凡关涉人类存在的一切领域中的“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