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英夫在文革中解放干部的一件事
发布时间：2014-04-03 23: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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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落四周星
2010年11月报上刊登黄英夫去世的消息。对于一些革命老干部去世我也只是看看讣告上的讣文，大致了解一下其革命经历，没有更多的联想了，但我跟黄英夫却是简短地打过二次交道，所以还能写些东西出来以誌纪念。
我厂的李某1944年参加革命，在刘仁领导的北京城工部下面工作。起初他在中国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作掩护，一次他在学校遭日本宪兵队的传讯，他忧虑身份是否暴露，只身回到北京西山的城工部。以后一直在城工部工作直至北京解放。解放后不久他调到北京一个大厂任党政第一把手。
文革一开始，单位的一些领导都难逃厄运，最起码的帽子是“走资派”，若是在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还要怀疑是否有“叛徒”的嫌疑。文革初期厂里群众组织对对李某的审查，除执行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外，也找不出其他问题，但还时不时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此拉出来批斗。1968年厂里实行军管后仍不能幸免，厂里成立了专案组，我当时就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并负责对李某的专案，驻厂的军宣队对他定的调子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我按他们的定调把材料整理出来，但我始终未能成稿。我认为解放后他有什么问题，也是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戴不上那么高的帽子。因此对李某的定性一直悬着，一直在下面接受“劳动改造”。
1972年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天我接到军管会的通知要到市里去汇报李某的情况，同去的还有一位新来的军管会军人。当时北京党政机关早已瘫痪，我也不知“市里”什么机构，到了原市政府办公楼的一大房间里，接待我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干部，旁边站着一位好像是他的秘书，称那干部为黄主任，我坐在他的对面，其间相隔有五六米。因陪同我的是一位新来我厂的军人，我也就无所顾忌地如实汇报了李某的情况，没有如文革中那些上纲上线的语词，汇报到一半多时，他站起来走到我跟前，问我个人的情况，我也站起来进行了回答。汇报结束后，他对我说了句“一个人可没有几个六年”（从文革开始至今已整六年），意即要抓紧时间。临别时他客气地说“以后有空来玩”，大概我的汇报使他很满意。
隔了几日的一个晚上，军管会通知我带李某到市里去，见到的还是那位黄主任，这次由李某汇报自己的问题，李某汇报的无非也是自己在工作中执行了一些“错误路线”。汇报结束返回途中，李某向我介绍他叫黄英夫，是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红小鬼，至于他现在是什么职务，李某没有说，估计也不知道。后来从网上查到此阶段他曾担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不久军管会提出要解放李某，还包括厂内的一名常务副厂长。那当然上面下指示了，军管会不得不办。军管会要我起草解放他们的决定。此决定也比较好写，无非经查没有发现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但在工作中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类的话。军管会在俱乐部召开了全厂干部会议，由军管会主任简单地在会上说了说，在会后把他们二人叫到俱乐部旁的托儿所内，由我对他们宣读对他们解放的决定。由我去宣读，很明显表示军管会对他们的解放搞得十分低调。
他们二人被解放后，没有安排任何职务，继续在车间劳动。
但不久事情出现了转机。据说有一天黄英夫没有给军管会打召呼，径自到了李某劳动的锻造分厂找李某，此举给军管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对李某安排担任革委会的副主任的职务。
1972年四人帮仍不可一世地把持着文革的大权，黄英夫在北京敢于顶着压力解放干部，说明他那过人的魄力。从他见到李某虽解放了，但仍不安排工作，又绕过军管会去找李某借此对军管会施压，由此可看出他工作方法上超人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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