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兵的生涯
1940年,我转职为校对员,在第九战区精忠印刷厂工作。精忠印刷厂用了岳飞“精忠报国”的典故,这其中的深深民族情不言而喻。当时我们的任务繁多,需要经常加。工厂不仅要印刷作战地图等军用品;还要印刷长沙日报、精忠刊物等一系列文化作品。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三次长沙会战,大家的腰杆都挺起来了!
长沙会战我们四战三捷,当时我的顶头上司、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战前说:“我与长沙共存亡。”他灵活运用天炉战法,对日军进行夹击、侧击、尾击,使日军惨败,死伤达几十万人。前三场长沙会战可算是给了日军一个下马威,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三场会战下来,不少名人来到长沙进行慰问,其中就有郭沫若、马思聪等人。当时的报刊媒体对这几次会战的评价也很高: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南京退了;打到武汉,武汉撤了;到长沙他打不动了—长沙跟他打硬仗啊!
然而第四次长沙会战并不理想,由于日军破解了薛岳的战术,加之日军谋划久矣而且来势汹汹;外加中方指挥不当,无奈长沙失守。之后我就随队伍去了衡阳,后来到了汝城,不久进山。再后来,部队就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