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开始接触到蒋和森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家，当年还是何其芳任文学所所长的时候，最欣赏的学生是两个，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法国文学的专家柳鸣九先生，还有一个就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蒋和森。蒋先生那时候开始写起小说来，他写的是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长篇小说准备写三部曲。第一部就是《黄梅雨》，出版社领导安排我去联系这件事。让我感到有压力的是，我对唐朝的历史并不了解，而且，对中国当代作家书写历史小说的情况也不熟悉。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我赶紧找来唐朝的史书以及建国后历史文学发展的资料，拼命补课。蒋先生又是“红学家”，我尽管那时候已经读过很多次《红楼梦》了，但是，要和红学家对话，我可不敢大意，还是抓紧读书要紧。

　　蒋先生是南通人，讲话有着浓重的南通口音，人有点消瘦，高个子，说话轻声轻气，非常谦虚。我为此专程还去过好几次蒋先生的家，先生的夫人张小翠还是上海人，也在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可是，由于先生不会照料自己生活，张师母就只好为他做起了保姆。最让我感动的是，蒋先生所有的稿子都是由师母手抄的。师母说，他的字只有我认识。

　　为蒋先生做编辑，实际上还不如说我是做他的学生。他和我聊了很多唐朝的历史，很多唐代的人物，也还说了很多关于今天的人如何写历史的看法，让我有了很多见识。可是，到今天我仔细回想起来，我当时对先生的很多话其实并不完全理解。先生强调最多的就是关于历史小说是不是可以虚构，如何完成现代人书写历史的艺术，这些话题当中有很多其实涉及到的都是当代文学的核心观念问题，可惜的是以我当年的水平根本还消化不了那么高深的话题。

　　有一次我去北京，就到朝内大街先生的家里去，结果师母和我说了一件先生的事，说先生平时读书很怕受人干扰，就经常让师母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从早到晚就一个人在家读书写作，先生认为这简直就是最大的享受。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有一次先生问我，能不能找医生来把自己的耳膜给刺破，那样就完全听不见外面的杂音了，可以安心读书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说，这怎么能行?先生手一摆说，这有什么不行。我听不见了，我的心就彻底安定了。我从那句话当中忽然意识到，先生其实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他对任何生活享受都没有兴趣，他就关心古书当中的人和事，他是一个彻底忘我的读书人。这样的境界我们是怎么也难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