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1-12-13 13:04 　　　 作者: 谦　　

　和父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  回忆父亲母亲

 一、无私仁爱的慈父

    作为生长在水乡的广东人，父亲可能是从少年时期就培养出爱游泳的嗜好，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项体育爱好。他还曾回忆，年轻时东渡日本求学，和聂耳等人一起，在日本海游泳。让小时候的我们常常羡慕不已的是，能在大海里畅游，应当是怎样一种心情呀！

    夏天的周末，父亲总要带上我和姐姐们去玉渊潭游泳。尽管那时我们几个心里不是十分乐意，但多少还是有点畏惧父亲的威严，不敢直接拒绝他的安排。今天回想起来，我现在那么喜欢游泳，完全要感谢父亲当时是的执着，是他几乎每每逼我下水，才有了我现在的好水性，以及热衷游泳的爱好。可以自豪地说，游泳也成了我所有体育爱好中最强的一项。

    还是在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夏季的星期日午后，父亲看我们还没有完成家庭作业，就独自一人到距我们居民区步行超过半小时的玉渊潭去游泳。

    那天中午还是晴空万里，可到了下午，突然变天，乌云滚滚，狂风突起，暴雨倾盆。 我们姐弟几个和母亲一起在家，望着窗外，内心十分焦急，都盼着父亲会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我和二姐边做功课，边不时地张望大门口，看看有没有父亲的身影。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我们都没有等到父亲的归来。满心忐忑、焦虑的等待中，那突发的狂风骤雨，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停了下来。

    突然，父亲出现在眼前。我们都被惊呆了：那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衣着得体、风度翩翩的父亲。只见他赤裸上身，脚下连鞋子都没有，浑身湿淋淋的只穿着一条游泳裤。

    我和二姐张大了嘴巴，站在客厅中间，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会儿的父亲象平时一样镇定，脸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不等我们定过神来，就抢先轻描淡写地说，“突然遇到狂风暴雨，水中掀起大浪，我下水救了两个人上来。上岸再看，岸边的衣服早被大风吹的无影无踪了……”

    还是母亲最了解父亲为人，她没多说一句，递了条毛巾，让父亲赶紧去冲洗、别着凉感冒。

    按照任何时候社会良知的道德标准，救人，那都是英雄壮举！可在父亲的眼里，这不过也只是常人之举，根本不需要渲染。

    就是经历了许多这种点点滴滴言传身教的小事，我认识了父亲，一个不只是为党为国戎马生涯的战士，更是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热爱生活的家庭栋梁。

二、  动荡年代，平常心

（一）

    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像父亲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与大多数老干部一样，没能躲过单位“造反派”的迫害。

    还没有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县的“国家经委五七干校”之前，父亲就一次次地被审查、又一次次的被“解放”。因为父亲是在留学日本期间，在中共东京支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扣在他的头上，不仅仅是“走资派”、“保皇派”的帽子，还有一顶就是“日本特务嫌疑”的帽子。当时之所以还有“嫌疑”二字，是因为父亲入党介绍人是与毛泽民、陈潭秋一同在新疆牺牲的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广东台山人。曾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 ）。当时造反派还不敢将林基路打成日本特务，在这方面，我父亲因此最多也就是个日本特务“嫌疑”。

    即使还在被审查、被批判期间，父亲也总是忧国忧民，时刻关注和思考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敏锐感知和洞察民生与国家经济问题。

    在“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提着一双穿旧了的布鞋，去街边一位老大爷的修鞋摊上胶皮鞋掌。完活之后，老大爷告诉我父亲支付修理费。父亲耳聋耳背，没听清是多少价钱。老大爷向他伸出四根手指头比划了一下。父亲挺高兴，“四分钱？”正要掏钱，那位老大爷有点不高兴，大声说：“是四毛，不是四分！”

    回到家，父亲若有所思、又很认真地说，“咳，不到一年，物价涨了十倍！”他还清楚地记得上一次修鞋的价格。

    记得家里一直有订阅《人民日报》，多少年都没有停过，时局再乱父母也没有放弃过。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家阅读《人民日报》，不时地边看边叹气。我们不解，以为是报纸上有什么消息触动了他。后来还是他按耐不住心里的焦虑，用手背拍打着一打《人民日报》说，“看看吧，这还是我们的党报，党报都拿不出像样的纸张来印刷，现在我们的经济差到什么地步了，还不好好抓生产，怎么得了！”

    一直在国家经委轻工局工作的父亲，对当时的社会动乱充满焦虑，不是为个人的荣辱，而是为了国民经济、国家的前途。

（二）

    我还记得，“文革”动乱时期，不单单在计委宿舍大院时有传闻谁家谁家又被红卫兵给抄了，整个北京，甚至全国，这种恐怖消息满天飞。让我们当时连红小兵都不够格的小孩，听得多了，都不知道是否应当感到恐惧。要知道，那时抄家，不用问原由，一概都被视为是一种革命的正义行为。

    在家里，父亲从单位回来，总是跟母亲用广东话交谈。一方面，那是他们之间多年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父母也不愿意让在他们看来还涉世不深的我们姐弟受到太多影响。但是，经常从父亲一进家门的表情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内心或是愤恨、无奈，或是欣慰、喜悦。每每从母亲那熟悉、但又听不太懂的广东话里，我们都能感觉得出父亲那里的事情有多严重。

    母亲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和成熟，她不但自己从不去参加单位里的任何一个派别，也时有劝说父亲远离无谓的派系政治斗争。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斗争有时候是你想躲也是躲不了的，加上父亲的个性有时那么倔强，他怎么能容忍他们老一辈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竟遭如此劫难与倒退。还是母亲，尽管内心对时局也十分焦虑，但也总是用平和的语气，提醒我们非常时期日常生活注意事项，甚至，如有人来抄家，我们应如何应对、发生意外之后又应如何继续生活。感觉得出来，母亲表面言谈话语坦然、行为举止平静，但内在的神经总是紧绷绷的。

    有一段时间，一家人在家里吃饭，时不时的发现菜里有缝衣服的钢针。开始不觉得有什么，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桌上菜盘子里发现有缝纫的小针，母亲的警觉一下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饭菜都是自己做的，可我们也总找不出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家中的一个半旧的小木橱柜，上层的抽屉一直都是堆放针线剪刀等缝纫用品，而对正抽屉的下面，就是存放粉丝、腐竹、米面豆类等食品的隔层。由于家具破旧，上层抽屉底板裂缝很多，针或许就是从这些裂缝掉到下面食品里去的。

     “破案”后，母亲相当的释怀，并高兴地表扬了我的发现。这也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受到父母的正式的夸奖。

（三）

    实际上，父亲那些年总是被审查，我们的家庭生活很难真正放松过。

    一天傍晚，父亲在经过又一轮的审查后回到家，脸上带着有少有的喜悦。

    “我被解放了！” 父亲一进家门，就少有地用普通话说道。显然，他是想在第一时间，把内心的喜悦不但告诉我们母亲，也要分享给我们几个孩子。

    “解放”，在那个时期，是对老干部通过“政治审查”的一种戏称。

    绝少机会见到父亲抽烟，即便是在他被审查、被批斗最痛苦的时期，我也没有见他抽过烟。他在国家经委负责全国轻工行业，用现在的世俗观点看应当有机会抽好烟喝好茶，但是他几乎烟酒茶不沾。家里偶有一包香烟，放在他书柜玻璃门后，天天看得见，但是几个月之后还是剩多半包没动。平时工作熬夜，也很少见他泡茶，更多的是一杯开水泡上几片橘子皮。这是他的至爱。家里偶尔买橘子吃，橘子皮从不会被丢掉，都是晾干之后保存起来。他的这个嗜好后来也“遗传”给了我。

    这次父亲的“解放”，让他比以前任何一次都高兴。他随手打开书柜，拿出那不知道存放了多久的大半包香烟。抽烟，对他来说算得上是一项重大事件，内心的喜悦让他情不自禁地要庆祝一下。他转过身走进厨房，向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要火点烟。母亲也为他高兴，但是没有递给他火柴。

   “还是别在孩子们面前抽烟吧。”母亲建议道。“要不，少喝点葡萄酒？” 家里珍藏有半瓶通化“中国红”葡萄酒，这也许是父亲唯一只喝的酒。但是，我记忆中，没有过看父亲在家里吃饭时喝酒。

    餐桌上，母亲为父亲斟上了一小杯红酒。我们一家人（那时，大姐已经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难得的喜悦气氛中共同庆祝了一番。

    后来证实，这次“解放”也没让父亲高兴太久。没多久（六十年代末），中央一声号令，所有在京的国家党政机关干部，统统要下放到外地农村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亲只身随机关去了河南西华县的“国家经委五七干校”。母亲与她单位的同事一起，去了安徽凤阳县的“教育部五七干校”。我和二姐留在北京读书。一个家庭真正的被“四分五裂”，五口人之家，被分散在了四个不同的省市。

    母亲知道他们这次离京下乡绝不是一年半载。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她为我们准备了一年四季用的衣物、甚至手电筒和蜡烛等日常必需品。但“好景”不长。根据中央的政策，父母双双不在京的子女和其他家属，统统都要跟随父母下干校。人不能留，住房也要收回。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有不少剩余藏书，这时候只能精选装箱，封存在了经委机关的驻京留守处。后来，在若干年之后，我们有幸返回北京，发现这些藏书也在劫难逃、所剩无几。我们回京已没有了自己的住房，我都没听父亲说有什么可惜，但是对遗失的藏书，则不止一次地提听到他叹气、说惋惜。

    一九七零年十月的一天，我和二姐随众多留京的国家经委干部家属和子女，一同搭上了南下河南的列车。

    这一天恰是七零年的中秋节，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

  一路上我在车厢窗前向外望了一宿没有合眼，不记得那会儿是因为兴奋，还是对与父亲相聚的期盼。但我清楚记得，那绝对不是赏月 ……

三、 “干校”生活

    河南西华县，是“黄泛区”（注-1）上的一个小镇，土地赤贫，遍地黄沙。“经委五七干校”就落在这里。去到西华，我们一车下来的孩子们也都没有跟自己的父母同住。“干校”是半军事化管理，干部们被按照连、班编制分别住营房一般的集体宿舍。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计划按照家庭单位分配住房。或许本来下“干校”，就是“劳动改造”来的，不可能像人们搬家一样过来生活。

    所有适龄的孩子都被集中在西华县城郊区的一个报废的面粉加工厂大院里。学龄前的儿童，在大院里上“干校”自己办的幼儿园，剩下的就到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70年，离京之前，我刚刚小学毕业，已经上了初中。可是来到西华县，这里没有适合的中学，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统统“降级”，去读一所乡镇办的小学“七年级”。当时我心里还因此觉得有点委屈。不过总算我们还是又进了校门，但在那里能学到什么，则就又当别论了。一到星期天，“干校”就安排大卡车来“面粉厂”，接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到连队里去看自己的父母。或许这也是那个动乱年代仅存的一点人性安排吧。

    父亲所在的连队是“二连”，这里是一帮不能下大田里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老干部，他们被安排在果园、菜地里干活。除了接受“劳动改造”，他们还是重点“政治学习”的对象。

    通常周末我和二姐会来连队看父亲，我们回来，他一定是到食堂多打几个“好菜”。偶尔，他也会用大号的长方形铝饭盒，在公用的炉子上，煮几个鸡蛋、炖几条小鱼…… 做好之后，他总是笑称，这是给我们开小灶。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眼里一向工作忙碌从不光顾灶台的父亲，竟还会在那么简陋条件下烧得味道还不错的好菜。所以，后来（73年末—74年初）父亲病重回京治疗，只身住在计委招待所的筒子楼里，看他时不时自己支起一个小煤油炉，做出类似象爆炒鳝鱼丝那样的“名菜”，我也就不觉得的有什么可惊讶的了。

    在“干校”那种环境下，父亲不但展现给我们的总是乐观的一面，他自己也没有放弃读书学习。当时的境况，如果没有一种坚强的信念支撑，那是很难做到的。

   “干校”曾给“二连”的老干部经分派打苍蝇的任务。不少老干部举着苍蝇拍，房前屋后、窗台灶边，拖着并不灵巧的双腿追着苍蝇跑。“收工”时他们往往也不一定能完成定额任务。 后来，总是千方百计的读书的父亲别出心裁，捡回一小块牛粪，放在房前空地上，用张旧报纸盖上，报纸四角用砖块压住。自己搬来一张小马扎守在一旁，左手拿本书，右手攥着苍蝇拍。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既轻松完成“劳动定额”，又不耽误读书学习。这种高效的“生产方式”，若干年之后，父亲在病榻上和来看望他的当年一些老干部相聚时，还被大家翻出来作为笑料。

    正是出于对党的信任，对国家未来的担忧，父母不愿看到我们跟着他们，在农村当时那种条件下荒废学业，也不想让我们受到因父亲被“劳动改造”，长期留在他身边，而给我们心灵上留下太多阴影。母亲要我去广东韶关，到在军分区工作的舅舅家。虽然又要离开家长，但广东那边的教育环境相对比较好了很多。还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出父母这一安排的用心良苦。

    一九七一年，一个干燥酷热的夏天，父亲请了假，辗转西华县城搭长途车，送我去漯河乘火车南下韶关。

    我和父亲挤上一辆玻璃窗都关不严的长途车。上车晚了没有座位，我们就在车头发动机盖子边，坐在自己的旅行包上。长途车出县城还没有走多远，我们就已经是灰头土脸的了。父亲顾不上擦拭深度近视的眼镜，平静地用手紧紧拉住我，以免我因汽车晃动摔倒。我感激地望着已经上了年纪的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不是因为我又要和父亲分别，这些年我们分分离离好像也习以为常，而是觉得像他那样的国家栋梁，本应在明亮的玻璃窗前，在宽大的办公台边，为国为民运筹帷幄。可眼下，他却和车上所有赶路的老乡一样，萎缩在四处透风、且拥挤得连腿也伸不直的车厢里，在一阵阵风沙的途中煎熬、颠簸。

    一路上父亲没有一句话。送行，连嘱托之词也没有。我懂得，在他那几十年戎马生涯的经历中，这一段行程算不得什么。透过父亲那副玻璃杯底般的高度近视眼镜，我看到他那沉着、坚定和满怀希望的眼神。这一幕，我毕生难忘！但是真正让我切身体会到父亲的心声，还是四十年后，我送儿子可夫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临回国我们在加州分手时，可夫给了我一个拥抱。我的心，才在这一刻被深深地震撼了……

   四、   和母亲在一起

（一）

    我到韶关后，母亲已经在等我。她和舅舅安排我在当地最好的中学“韶关一中”插班读书。在人落难之后，最值得信赖的，只有自己的骨肉兄弟。母亲把我托付给舅舅，唯一嘱托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又在我手中的纪念册上，写下留言，并逐字逐句解释给我听。

    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本“留言纪念册”。这是全家人被分散之前，母亲精心为我们准备的。在纪念册上，父亲，更多的是母亲，在我们各自人生重要的转折时期，给我们写下嘱托，鼓励我们正确选择人生、不畏艰辛、积极向上，努力成长为祖国有用的人。除了偶有机会与父母团聚，多数情况我们与父母各自天涯，在我们成长的重要关头、或时局出现重大变故的时候，我们都被要求将纪念册用挂号信寄给他们。纪念册上的每一条嘱托，都是父母经深思熟虑后郑重地写给我们。这些也都是父母留给我们巨大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在韶关的几年，与舅舅一家人共同生活，时常听到舅舅对母亲出自敬重的赞扬。在他们兄弟姐妹中，母亲勤奋好学，追求上进，年轻时就是个才女，十六岁就当过学校教员。不满十八周岁就只身北上延安…… 类似的故事，在我来到广东以后，接触亲戚机会多了，长辈们对母亲的口碑给我留下不可抹灭记忆。只是我从来没有自母亲口中听过一句她夸耀自己年轻时的骄人经历。 我懂事后，对母亲的了解是日常生活的沉淀，即使在母亲身后很多年，这种积累也还在继续。

    在“韶关一中”读书时，我所讲的标准普通话，在同学中无人能比。母亲曾告诫我，要把语言当作与人交往的工具，鼓励我学讲广东话。当我提出要学当地方言时，班里同学，尤其是广州转学来的同学，极力反对。他们告诉我，这里人讲的广东话不标准不要学，会听就够了。我初来广东，根本不具备对方言的鉴别能力。后来听在广州出生长大的表弟晓钟说，我母亲的广州话（广东话众多方言中的官方语言）字正腔圆。几年后我离开韶关，有机会返回母亲身边，偶尔想炫耀一下我学来的广东话，经常一开口就被母亲纠正发音。过了很多年，我在广东定居，工作生活中渐渐用多了广东话，也有了对广东各地方言的鉴别能力。回忆起表弟对我母亲语言的评价，就连我们其他亲戚朋友也有同感，对此，我有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父母都是广东“四邑”（注-2）地区人。我工作原因接触这里人多了，才发现，一般这里的人，非但讲普通话口音极重，而且讲白话（广东人称广州话为“白话”）同样有难以去掉的“乡音”。他们中很多人讲白话与讲普通话同样艰难。我就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就能讲得一口纯正的广州话。单用“语言天才”形容，不足以解释。母亲从不曾在广州生活过，不到十八岁就远离家乡北上，几十年不曾返乡，而且广州话又不是她真正的母语。如果不是年轻时勤奋好学，她即便有语言天赋，也难有这种结果。

（二）

    一九七三年，不等在韶关一中毕业，我就又转学去到安徽凤阳。回到母亲所在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在凤阳中学续读。

    这个时期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已经退掉绝大部分的农田，收缩集中在凤阳县城。那时的凤阳县城，照“干校”的人编纂的，还是处在“一个县城一条街，一条街上两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落后状况。而当地百姓，形容“干校”的北京人：“穿的破，吃得好，光着双脚戴手表。”

    教育部全体干部集中返回县城，都住在不再使用的原“安徽省第四监狱”的高墙深院里面。按照各个连队的编制，干部们分别住进“男一监”、“男二监”、“女一监”等等不同的套院里面。每个小院都有一口水井，所有水井的井口也只有一个大碗的直径那么大。据说是为了防止犯人跳井自杀而特别制定的。“监狱”大院里根本没有洗澡的地方，连单身在此的干部喝开水，也要提着暖瓶跑出大门外，去到门口一侧，在当地百姓专营开水生意的“老虎灶”，购买小竹牌牌打开水。“监狱”大院内，每间“牢房”里都是实心的土炕，空气阴冷潮湿，霉气十足。“干校”不得不在每间房的土炕上，再支上木床。虽然木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隔开土炕的潮气，可是每天不可避免的要上上下下土炕，却让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干部备受考验。在凤阳的几年中，我也算是一生难得有幸“体验”了一把“监狱生活”。

   “监仓”内的湿冷空气，对母亲原来患有风湿性膝关节炎的腿造成很大侵害。每逢阴雨季节，我都看到母亲咬紧牙痛苦地敲打自己的腿。这几年下来，母亲备受膝关节炎腿痛，和血压高头疼的折磨，可她从不因此在我们面前流露或者抱怨病痛带来的烦恼，她总是乐观地面对一切。她从不畏惧眼前生活条件的艰苦，内心挂念的是时局前景，也思考着儿女的未来。她等待着、期盼着，不但自己坚持每天读书，还鼓励我们珍惜时间，用课余去参加“干校”干部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知识的讲习班、补习班。实际上，我在这个时期的学习，对后来能在北京郊区插队期间考上大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

    母亲慈祥善良，稳重端庄，同时也不乏幽默感。

    也许是因为我们住的大院过去一直都是个监狱，在这个院子里，特别是冬季，人们习惯听到的从来都是乌鸦在枯枝梢头上吵叫。

    一个冬天，春节还没有到来，在我们住的小院子里忽然有几只喜鹊登枝、嬉戏叫唤。我新奇之余跑出房门张望，母亲随后跨出来，微笑说：“今天有喜事啦！”其实我当时只是想到，最多这喜鹊带来的是几声欣悦的欢笑而已。这年头会有什么喜事呢？ 一定是母亲在迎合人们传统的喜报征兆的民间传说罢了。我会心地向母亲笑了笑，转身返回“监仓”。

    没过多久，听母亲在门外高兴地大声说，“小谦，你姐来了！”

    我还没有愣过神来：“真有那么灵？”—— 喜鹊报喜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母亲和姐就走进门了。原来真是姐在兵团休探亲假，到凤阳来看我们，一起过春节。这一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都变得非常迷信：喜鹊确能报喜。

    实际上，这一年的春节，我们过得也是喜中带着苦涩：我们的父亲，只身一人远在他乡，孤独地又过了一个年。

（谦，20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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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黄泛区”，一个苦难的代名词。1938年，日本鬼子进攻开封、郑州。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炸开黄河上的花园口大堤，企图阻止日军南下。混浊的河水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最终形成了跨越豫皖苏3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下泄，被淤塞的赵口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向豫东南流去。 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

注-2：

  “四邑”，历史上广东四邑是指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个县城镇。广义上还可以包括后来发展起来的鹤山及其西南部，斗门、古镇的一片四邑话地区。1949年划新会县的一部分设江门市。1983年设市管县行政体制，增辖原属佛山地区的鹤山县，加上新会、台山、开平、恩平，为现在的“五邑”。“四邑方言”属粤语，有除上述全地区少数客家方言之外的众多人口使用。

  长久以来，“四邑”已成为一个蕴含丰富华侨历史文化积淀的名词，而不仅仅是个“四座城”的数量词。

  历史上，从行政看，四邑均属广州府，鹤山属肇庆府；从文化看，四邑属潭江（珠江系的支流。潭江是流经广东江门市的一条重要河流，发源于广东阳江市阳东县，干流自西向东流经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和新会区，从银洲湖出崖门口入海。）文化，鹤山属西江（珠江系的干流。自广西梧州市，流经广东肇庆、佛山、江门入海。）文化；从族群看，四邑属后珠玑（梅关古道岭南端的古镇。位于粤北南雄市以北，是广州府人的发祥地）中原人，鹤山属封开广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