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仲联，国学大师，祖籍浙江吴兴，1908年9月生于常熟，2003年12月在苏去世。 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先后执教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专、中央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苏州大学。历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市政协常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顾问等。1981年经国务院审批评聘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钱仲联从事文史研究70多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出版了70多部著作，研究领域涵盖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艺术、宗教、民俗、经济等学科，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和一代名师。钱仲联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缜密的治学方法，跻身于代表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者之列，数十次获得包括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内的各类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并先后被授予市劳动模范、省高校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曾获曾宪梓教育奖二等奖。

        著名学者钱钟书曾感叹，“我没有资格在钱仲联面前做博导”；钱仲联95岁寿辰时，国内外学术界专家云集苏大，纷纷泼墨挥毫，称其“昆仑万象”、“一代诗豪”。

        一代大师，一样有血有肉，一样有喜怒哀乐，钱大师究竟是怎样一个凡人？在这位世纪老人去世5年后的一个春天，在他生前生活、工作过的家属楼和校园，在老人的女儿、弟子和在中文系工作过的领导的忘情回忆中，记者分明感到，一个和蔼可亲、清癯童颜的白发长者，正拄着拐杖  缓缓走来……

        弟子眼中的大师：

   “做学问好比做红烧肉”

        马亚中，53岁，1982年起师从钱仲联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留校。现为苏大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市政协常委，曾获江苏省首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在位于东港二村的家中，马亚中感慨地说，先生最喜欢吃的就是师母做的红烧肉，“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像做学问一样，没有半点投机取巧。先生治学的道理，其实跟师母做红烧肉是相通的，虽然简单、普通，却是颠扑不破的得道至理——

        1981年，本科即将毕业的时候，就下决心报考钱老的研究生，幸运的是，终于如愿以偿。那时有好心人说，先生脾气大，一不称心就要发火骂人，须时时小心。然而，从学6年，印象中先生却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平易近人的老师，不会乱发脾气。

        先生治学极其严谨，指导学生也极其严格、一丝不苟。每周有好几个半天，他都要亲自授课，即使大病初愈，也不会停止，而且一上起课来，他就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说的是常熟方言，且语速极快，语调随感情抑扬起伏。兴奋起来，还会拿几首诗文来吟唱，外地学生开始往往接受不了。讲的虽是明清诗文，先生却常常广征博引，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领域，手无讲稿，却能如数家珍。我常想，这么一个小小的身躯里的学问，怎么会像茫无际涯、莫测高深的大海一样永不枯竭呢？[nextpage]

        那时同学不多，经常去先生家上课。先生一讲半天，中间无暇休息。直到师母忍不住上来叫住，我们才似乎从遥远的过去回到现实。这时，常常能闻到一阵挡不住的红烧肉香味，直把饥肠勾得辘辘难忍。于是 ，大家赶紧收拾笔记，前往饭堂。时间一久，先生家红烧肉的干香味便成了一种诱惑。记得有一次忙里偷闲，有机会去先生家闲坐，师母还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家传红烧肉的做法，其秘诀是不加水、不放盐，只需绍酒、酱油、砂糖和老姜，但要用文火慢慢地焖。

        先生开出的必读书目常常一长串，而且要限时读完，到时他会检查笔记，打不得马虎眼。记得当时坐在图书馆里，望着眼前一大沓一大沓的线装古籍，盘算着几时能读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种苦海无边的感觉。但是，不管是夏天长脚花蚊的轮番攻击，还是春秋窗外小鸟的啼唤，都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被漠视了。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下，终于将清初到清末大小百余家诗文集都啃了一遍。回头想想，当时若无那一长串书目，若无发源于先生的无形压力，是很难读这些书、写些东西的。

        我做事粗糙，写字也潦草，学期论文常常涂涂改改。有一次，一篇论文要发表，需要修改，我把涂改后的文章交给先生指导。过了一天，同学告诉我，先生很不高兴，要我马上去一次。我一听就非常紧张，心想这次免不了要挨一顿骂了。但当我战战兢兢肃立在先生面前等候炸雷降临时，先生却异常的平静。他只是让我坐下来，然后慢慢拿下眼镜，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后，又戴上。他指着桌上的稿子说，“你的文章看过了，有的地方太潦草，我帮你誊了一遍，你自己拿回去吧。 ”他的声音很沉，但不像以往那样急促。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地自容。虽然没挨骂，但心里受到的震动却似乎更强烈。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交随意涂抹的稿子了。

        先生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我体会最深、受益最丰的是“言传身教”四个字。他的教学与治学一样，不仅严谨、周密，而且常常能在细微处使人终身受益。

        女儿眼中的父亲：

   “他是个开明慈和的人”

        袁涛，79岁，钱仲联长女，1982年从新疆调回苏州，1986年从苏大校办退休。

        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坐在父亲生前居住的望星桥北螺丝浜6号1楼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居室里，袁涛和记者说起了她的父亲——

        我生于1930年，父亲取屈原诗“纫秋兰以解之”取名纫兰，字佩秋。1946年6月，在常熟中学读高二时，我受进步书刊影响，和女同学“偷偷”跑到解放区，考入淮安华中建设大学。那时，总觉得自己名字花花草草的，没有革命气息，便随意起了“袁涛”代替。后来，父母也渐渐叫惯了。

        当时，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我不辞而别后，双亲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数月后，我给家里写了封信，父亲知情后倒也没怎么反对。1949年解放后才回家看望双亲，深切体会到了老人对我的思念。父亲在我离开后曾作《九日寄梅（二首）》，他写道“齐女思亲尚有降，斜阳惆惆巷西红。不知淮上思亲梦，可与当年北望同？ ”、“独客秋风味惯尝，年年丛菊负重阳。如何今岁登临感，翻在家乡望异乡。 ”后来，我又先后去了山东和新疆，都在民政部门工作。

        家里的古书成山成海，那时的我却只对新书感兴趣，父亲并不反对我读新书，只不过时时要提醒一句“小说不要看太多，要多用功学习”。父亲有时让我帮着抄写笺注资料，上面大号字、小号字密密麻麻，一抄就是上百页，尤其在冬天，一双手冻得握不住毛笔，回忆起来“虽是件痛苦的事，但也为自己积累了底子”。[nextpage]

        父亲一生简朴，学问就是他的财富和生命。一次住院，医院特地为他安排了一间特需病房。才住了3天，得知每天300元房费后，父亲就说太贵，坚持要住普通病房。还有一次胃出 血住院，病情刚有好转，他就闹着要出院，说家里还有书稿没完成，忙得很，那时他已近九旬。

        父亲爱看古装武打片、侦探片，就像看书过目不忘一样，复述起故事情节来也是滴水不漏。父亲爱上街，最爱去的地方是葑门横街和观前，晚年还常让保姆推着他去。父亲一向真诚待人，对外地登门拜访的师友、后学，只要自己走得动，总要亲自走到校门口迎接。他表里如一，内心简直像个玻璃球，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做事雷厉风行，每天收到的信件，他一般都要当天回复。我做秘书工作这么多年，始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领导眼中的长者：

   “钱老认我这个总支书的账”

        倪均强，61岁，1986年至1998年，先后任苏大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后先后任苏大产业处党委书记、校长助理、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现为苏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位于苏大凌云楼3楼的办公室里，倪均强告诉记者“钱老和我是忘年交，我离开中文系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走了，我今后找谁呢”——

        和钱老交往不算多，我们却是“忘年交”，有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钱老个性鲜明，但始终对总支书记保持尊敬，从未和哪位书记发生过争执、谨言慎行。在他眼里，总支书记代表的是党组织，对党组织的要求，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出差公干，出门前每每请他写幅字、写封信什么的，他总是欣然应允，次日还会来电通知去取。系里举办重要活动，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也总是有请必到。

        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苏大以钱仲联为学科带头人申报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评审时，时任评委的钱钟书就说，钱仲联若是作为硕士生导师，那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博士生导师。于是，苏大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了恢复学位制度以后的首批博士点之一。

        正因为有了这个博士点，苏大才不断“生长”出其他的博士点，所以有人戏说钱老是“老母鸡”。钱老是“宝贵资源”，他对中文系乃至学校的专业、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也相继拿到了博士点，另还有博士后流动站和汉语言文学人才培训基地等。

        1995年、1996年，国家教育部通知申报博士后流动站，当时给苏大的名额只有一个。首个博士点就在中文系，为了争取到这个名额，我和当时的系主任一起来到钱老家里，希望他出面支持一下。钱老当即表示，“名额给中文系当然好，不给也需要一个理由，做任何事情都要讲大局。 ”他常说，自己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没有改革开放，自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钱老在螺丝浜苏大家属楼里住了10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他家里除了书，好像什么都没有，水泥地上只涂了层红漆，系里几次要为他装地板、空调，他总是再三拒绝。对登门求教的后学，不管年龄大小、资历深浅，他都热情相迎、有问必答，一接待往往就是几个小时。不少外地求教的后学曾对我说，之前不识钱老，以为大学者架子大，可一番交流下来，无不觉得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记者手记

        10年前，我在苏大中文系读研究生，一个偶然机会，曾去过钱老家里。那时，他栖居于望星桥北螺丝浜苏大家属楼一楼，我曾奉班主任马亚中教授之命去帮忙整理书籍。

        岁月如梭，再次走进这幢老楼时早已物是人非。

        马亚中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做学问就该像钱老一样“真积力久，取精用弘”。

        钱仲联，国学大师，祖籍浙江吴兴，1908年9月生于常熟，2003年12月在苏去世。 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先后执教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专、中央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苏州大学。历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市政协常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顾问等。1981年经国务院审批评聘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钱仲联从事文史研究70多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出版了70多部著作，研究领域涵盖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艺术、宗教、民俗、经济等学科，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和一代名师。钱仲联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缜密的治学方法，跻身于代表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者之列，数十次获得包括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内的各类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并先后被授予市劳动模范、省高校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曾获曾宪梓教育奖二等奖。

        著名学者钱钟书曾感叹，“我没有资格在钱仲联面前做博导”；钱仲联95岁寿辰时，国内外学术界专家云集苏大，纷纷泼墨挥毫，称其“昆仑万象”、“一代诗豪”。

        一代大师，一样有血有肉，一样有喜怒哀乐，钱大师究竟是怎样一个凡人？在这位世纪老人去世5年后的一个春天，在他生前生活、工作过的家属楼和校园，在老人的女儿、弟子和在中文系工作过的领导的忘情回忆中，记者分明感到，一个和蔼可亲、清癯童颜的白发长者，正拄着拐杖  缓缓走来……

        弟子眼中的大师：

   “做学问好比做红烧肉”

        马亚中，53岁，1982年起师从钱仲联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留校。现为苏大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市政协常委，曾获江苏省首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在位于东港二村的家中，马亚中感慨地说，先生最喜欢吃的就是师母做的红烧肉，“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像做学问一样，没有半点投机取巧。先生治学的道理，其实跟师母做红烧肉是相通的，虽然简单、普通，却是颠扑不破的得道至理——

        1981年，本科即将毕业的时候，就下决心报考钱老的研究生，幸运的是，终于如愿以偿。那时有好心人说，先生脾气大，一不称心就要发火骂人，须时时小心。然而，从学6年，印象中先生却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平易近人的老师，不会乱发脾气。

        先生治学极其严谨，指导学生也极其严格、一丝不苟。每周有好几个半天，他都要亲自授课，即使大病初愈，也不会停止，而且一上起课来，他就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说的是常熟方言，且语速极快，语调随感情抑扬起伏。兴奋起来，还会拿几首诗文来吟唱，外地学生开始往往接受不了。讲的虽是明清诗文，先生却常常广征博引，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领域，手无讲稿，却能如数家珍。我常想，这么一个小小的身躯里的学问，怎么会像茫无际涯、莫测高深的大海一样永不枯竭呢？[nextpage]

        那时同学不多，经常去先生家上课。先生一讲半天，中间无暇休息。直到师母忍不住上来叫住，我们才似乎从遥远的过去回到现实。这时，常常能闻到一阵挡不住的红烧肉香味，直把饥肠勾得辘辘难忍。于是 ，大家赶紧收拾笔记，前往饭堂。时间一久，先生家红烧肉的干香味便成了一种诱惑。记得有一次忙里偷闲，有机会去先生家闲坐，师母还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家传红烧肉的做法，其秘诀是不加水、不放盐，只需绍酒、酱油、砂糖和老姜，但要用文火慢慢地焖。

        先生开出的必读书目常常一长串，而且要限时读完，到时他会检查笔记，打不得马虎眼。记得当时坐在图书馆里，望着眼前一大沓一大沓的线装古籍，盘算着几时能读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种苦海无边的感觉。但是，不管是夏天长脚花蚊的轮番攻击，还是春秋窗外小鸟的啼唤，都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被漠视了。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下，终于将清初到清末大小百余家诗文集都啃了一遍。回头想想，当时若无那一长串书目，若无发源于先生的无形压力，是很难读这些书、写些东西的。

        我做事粗糙，写字也潦草，学期论文常常涂涂改改。有一次，一篇论文要发表，需要修改，我把涂改后的文章交给先生指导。过了一天，同学告诉我，先生很不高兴，要我马上去一次。我一听就非常紧张，心想这次免不了要挨一顿骂了。但当我战战兢兢肃立在先生面前等候炸雷降临时，先生却异常的平静。他只是让我坐下来，然后慢慢拿下眼镜，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后，又戴上。他指着桌上的稿子说，“你的文章看过了，有的地方太潦草，我帮你誊了一遍，你自己拿回去吧。 ”他的声音很沉，但不像以往那样急促。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地自容。虽然没挨骂，但心里受到的震动却似乎更强烈。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交随意涂抹的稿子了。

        先生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我体会最深、受益最丰的是“言传身教”四个字。他的教学与治学一样，不仅严谨、周密，而且常常能在细微处使人终身受益。

        女儿眼中的父亲：

   “他是个开明慈和的人”

        袁涛，79岁，钱仲联长女，1982年从新疆调回苏州，1986年从苏大校办退休。

        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坐在父亲生前居住的望星桥北螺丝浜6号1楼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居室里，袁涛和记者说起了她的父亲——

        我生于1930年，父亲取屈原诗“纫秋兰以解之”取名纫兰，字佩秋。1946年6月，在常熟中学读高二时，我受进步书刊影响，和女同学“偷偷”跑到解放区，考入淮安华中建设大学。那时，总觉得自己名字花花草草的，没有革命气息，便随意起了“袁涛”代替。后来，父母也渐渐叫惯了。

        当时，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我不辞而别后，双亲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数月后，我给家里写了封信，父亲知情后倒也没怎么反对。1949年解放后才回家看望双亲，深切体会到了老人对我的思念。父亲在我离开后曾作《九日寄梅（二首）》，他写道“齐女思亲尚有降，斜阳惆惆巷西红。不知淮上思亲梦，可与当年北望同？ ”、“独客秋风味惯尝，年年丛菊负重阳。如何今岁登临感，翻在家乡望异乡。 ”后来，我又先后去了山东和新疆，都在民政部门工作。

        家里的古书成山成海，那时的我却只对新书感兴趣，父亲并不反对我读新书，只不过时时要提醒一句“小说不要看太多，要多用功学习”。父亲有时让我帮着抄写笺注资料，上面大号字、小号字密密麻麻，一抄就是上百页，尤其在冬天，一双手冻得握不住毛笔，回忆起来“虽是件痛苦的事，但也为自己积累了底子”。[nextpage]

        父亲一生简朴，学问就是他的财富和生命。一次住院，医院特地为他安排了一间特需病房。才住了3天，得知每天300元房费后，父亲就说太贵，坚持要住普通病房。还有一次胃出 血住院，病情刚有好转，他就闹着要出院，说家里还有书稿没完成，忙得很，那时他已近九旬。

        父亲爱看古装武打片、侦探片，就像看书过目不忘一样，复述起故事情节来也是滴水不漏。父亲爱上街，最爱去的地方是葑门横街和观前，晚年还常让保姆推着他去。父亲一向真诚待人，对外地登门拜访的师友、后学，只要自己走得动，总要亲自走到校门口迎接。他表里如一，内心简直像个玻璃球，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做事雷厉风行，每天收到的信件，他一般都要当天回复。我做秘书工作这么多年，始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领导眼中的长者：

   “钱老认我这个总支书的账”

        倪均强，61岁，1986年至1998年，先后任苏大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后先后任苏大产业处党委书记、校长助理、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现为苏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位于苏大凌云楼3楼的办公室里，倪均强告诉记者“钱老和我是忘年交，我离开中文系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走了，我今后找谁呢”——

        和钱老交往不算多，我们却是“忘年交”，有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钱老个性鲜明，但始终对总支书记保持尊敬，从未和哪位书记发生过争执、谨言慎行。在他眼里，总支书记代表的是党组织，对党组织的要求，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出差公干，出门前每每请他写幅字、写封信什么的，他总是欣然应允，次日还会来电通知去取。系里举办重要活动，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也总是有请必到。

        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苏大以钱仲联为学科带头人申报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评审时，时任评委的钱钟书就说，钱仲联若是作为硕士生导师，那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博士生导师。于是，苏大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了恢复学位制度以后的首批博士点之一。

        正因为有了这个博士点，苏大才不断“生长”出其他的博士点，所以有人戏说钱老是“老母鸡”。钱老是“宝贵资源”，他对中文系乃至学校的专业、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也相继拿到了博士点，另还有博士后流动站和汉语言文学人才培训基地等。

        1995年、1996年，国家教育部通知申报博士后流动站，当时给苏大的名额只有一个。首个博士点就在中文系，为了争取到这个名额，我和当时的系主任一起来到钱老家里，希望他出面支持一下。钱老当即表示，“名额给中文系当然好，不给也需要一个理由，做任何事情都要讲大局。 ”他常说，自己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没有改革开放，自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钱老在螺丝浜苏大家属楼里住了10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他家里除了书，好像什么都没有，水泥地上只涂了层红漆，系里几次要为他装地板、空调，他总是再三拒绝。对登门求教的后学，不管年龄大小、资历深浅，他都热情相迎、有问必答，一接待往往就是几个小时。不少外地求教的后学曾对我说，之前不识钱老，以为大学者架子大，可一番交流下来，无不觉得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记者手记

        10年前，我在苏大中文系读研究生，一个偶然机会，曾去过钱老家里。那时，他栖居于望星桥北螺丝浜苏大家属楼一楼，我曾奉班主任马亚中教授之命去帮忙整理书籍。

        岁月如梭，再次走进这幢老楼时早已物是人非。

        马亚中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做学问就该像钱老一样“真积力久，取精用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