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钧

    值纪念《中华眼科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谨向先师毕华德教授、老一辈编委，以及所有曾为本刊编辑、出版及发行工作做出贡献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毕华德，字懋修，1891年7月19日出生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平民家庭。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无力就学，后在基督教会的帮助下，方得以上学。读书期间，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中学时代曾在北京一家英语夜校任兼职教师，教学相长，他汉语、英语均有很深造诣，并以此为收入，读完了全部学业。

    1918年毕华德教授毕业于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眼科医教生涯。同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舍落成，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医疗设备最先进的医院，同时也是我国第1个将眼科作为独立科室的医院。由于该院不惜重金聘请世界一流名医来院讲学及任职，使该院蜚声中外。奥地利维也纳大学Fuchs父子、德国Pillat教授、美国Howard教授、Kronfeld教授等著名眼科专家都曾先后来华在该院任教，该院的教学条件堪称得天独厚。但是，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以英语作为惟一工作用语的医学院，许多立志学习眼科的有志之士，常因语言障碍而被拒之门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毕华德教授积极协助当时任教的中、外籍教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首次破例用中文授课。他既当翻译，又做教师，同时协助李清茂教授翻译出版《梅氏眼科学》一书做教材，后又将《屈光学》一书译为中文。这2部书籍成为当年在我国流传最早、最广的眼科书籍。当时先后有数十人参加了该院开办的眼科进修班，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眼科学界的骨干，分别担任了各医学院校的教授、主任。

    1924年毕华德教授远涉重洋，奔赴当时世界眼科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眼科进修。由于他学习勤奋，并在眼科屈光学方面有创新论文发表，因此获得眼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毕华德教授继续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并升任副教授，直至日本侵华，北京沦陷。毕华德教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20年中，现能查到的以中、英文发表的论文共30篇，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1）有关中医眼科学研究及中外眼科学发展史方面的研究。由于毕华德教授能独立阅读医古文，又精通英语，中英文并茂，因此他用简练的英语表达了当时他所理解的中医眼科学的内容，受到中外眼科学者的重视。至今已近1个世纪过去，他的文章仍作为文献被引用。另外，在他所撰写的论文中，凡能查到的中文文献，不论中西医，均加以引证。关于这一点，我国老一辈眼科学家均有共识。记得陈耀真教授曾不止一次说过，写论文不能“数典忘祖”。（2）多与国情有关。当时我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传染病流行。他的文章多涉及眼科方面的沙眼、淋病性眼炎、眼梅毒、眼结核、眼麻风等流行病，因维生素A缺乏所致的角膜软化症，青光眼、白内障、葡萄膜炎等症，以及因验光不规范而引起的并发症等问题，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3）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著文，呼吁当局重视眼科、发展眼科。例如在该刊1930年第1期上发表的题为“我国今日之眼科”一文中，毕华德教授指出“以我国人口之众，推算待治之眼科患者，将不下数千万，而眼科医师则寥寥无几，使大批患者就医无门”。他建议设立眼科研究院以培养人才，创办中文眼科杂志，建立地区性眼科学会，以提高眼科医师的技术水平等。他的这些理想，直至全国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最终实现。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毕华德教授回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担任主任、教授。他积极聘请名医罗宗贤、刘家琦及李凤鸣等教授来院任教。对活跃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学术气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北京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安定,百业待兴,眼科学研究工作亦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毕华德教授积极响应号召，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讲授课程，带领查房，辅导实习。由于他讲解认真，检查细致，要求严格，教学效果良好，给青年医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他先后编写或主编了《眼科学及护理》、中级《眼科学》、军医《眼科学》、《眼科手册》、《眼科全书》等书籍。《眼科全书》是当时国内惟一的大型眼科参考书，由全国40多位眼科专家执笔，全书共12卷。后因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本书除第1卷在1965年得以出版外，其他各卷均被毁。毕华德教授本人也在1966年12月31日，因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稿佚人亡，遗憾殊深！

    1950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眼科学会上，毕华德教授被推选为全国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宗贤教授任副主任委员。同时，会议决定编辑出版《中华眼科杂志》，毕华德、罗宗贤2位教授兼任杂志的正、副总编。创刊时间定在当年的10月1日国庆节

    ，暂为季刊，办刊经费的主要来源为会员的捐赠及募捐所得。

    《中华眼科杂志》创刊，时间紧，任务重。这一决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实施的？本文作者有幸躬逢其盛，现就记忆所及，略写一二。

    会议是在一间向中法大学租借的普通教室内召开的。到会眼科医师约60～70人。因是解放后第1次代表大会，全国著名眼科专家几乎全部到会，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增荣教授主张应尽快创办《中华眼科杂志》，不必有顾虑。他说：“我曾从头翻阅过《日本眼科学会杂志》，起初他们每期仅薄薄几页，后来越出越多，现在发展到1个月一大厚本，同时还带动全国刊出了多种眼科杂志。区区日本能办到的事，我们1个大国又有什么办不到的呢！”周诚浒、陈耀真两位教授讲述了他们在日寇侵华时，如何克服困难，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编辑出版《中华医学杂志》眼科专号的经历，他们认为今天全国已和平统一，创办《中华眼科杂志》势在必行。

    记得当时发言的还有张福星、张锡祺、郭秉宽、潘作新、张文山等教授，他们一致认为，要想提高我国现有眼科医师的业务水平，交流经验，提高技术，必须出版中文眼科杂志，并举办眼科学专题研究会。他们提议各位与会专家回去后，都要发动本会会员撰写文稿及捐款。

    本次会议结束时，大家意犹未尽。晚间宴会时，大家仍就创办《中华眼科杂志》的话题，纷纷献计献策直至深夜。

    在毕华德教授的积极领导下，在全国眼科医师及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下，经过1个月的努力筹备，《中华眼科杂志》终于如期在1950年国庆节创刊，成为我国创刊最早的专科杂志之一，从此我国有了中文版的眼科专业杂志，广大眼科医师再不会因语言障碍而无法学习到最新的眼科知识。从此毕华德教授10余年如一日，以无比的热情，对每1篇将要刊出的稿件，亲自斟字酌句，加以修正，保证了《中华眼科杂志》的质量，使其成为了全国眼科医师业务学习的最佳材料，对眼科学术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

    犹记当年，《中华眼科杂志》发行量不过千册，如今已是每期数万册。多年来，《中华眼科杂志》对我国眼科学的每一项新技术、新发展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记录我国眼科学发展的编年史，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成就的眼科专家，为防盲治盲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中华眼科杂志》自身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论著类文章均随文刊出中英文摘要，这是期刊融入国际信息交流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同时《中华眼科杂志》带动了眼科各专业的发展，《中华眼底病杂志》、《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等10余种专业期刊，自创刊至今，内容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另外，《眼科全书》也早已重新编辑出版。眼科事业发展后继有人，前途光明。

    在我们纪念《中华眼科杂志》创刊5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对毕华德教授及各位逝世的眼科先辈们道一声：安息吧！我们将踏着您们的足迹，继续为我国眼科事业的兴盛而努力工作！

    （本文编辑：黄翊彬）

    杨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