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翔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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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孟梅 ]创建于2012年10月24日

忆父亲胡宇翔

发布时间:2012-10-24 11:19:06      发布人: 孟梅
我的父亲—胡宇翔(达勃果夫•格里果里)德国日尔曼人,1912年生于俄国,身高1米86,消瘦挺拔。通晓四国语言(汉、俄、日、德)。幼年逢苏联十月革命随远东俄国百姓过江,与亲人失散,被黑河骨科中医胡桂林收养,先在黑河念小学,后入齐齐哈尔交通中学读书,在这里接受了共产国际思想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交通中学解散,他回到黑河,在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做翻译并担任红军司令部情报员。
我的家—胡桂林诊所是上个世纪黑河碟战的焦点。(当时,是整个世界军事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就必须建一个这样的组织,而且必须雇佣一些中国人,他们受到共产国际的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走向为中国求真理、为解放做贡献的革命道路。)因为我父亲通晓四国语言,苏联方面非常重用他。
 自1932年始,我父亲就是苏联远东国际情报局下属的黑河情报组组长,是黑河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黑河情报机构的核心人物,手里掌握着黑河地下特工的秘密名单,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就有徐日晓等等。中国和日本的很多情报都是由我父亲的下属情报员传给他,他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方式传送给苏联远东情报局。王继尧也是我爸爸以国际情报局的方式送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的。王肃、岳林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情报人员的身份当然需要保密。
1932年以后,黑河有很多进步青年常聚集在我家,他们向往共产主义苏联,非常渴望去苏联学习。我父亲积极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联系,分期分批将他们送到苏联深造,第一批有郭廷福、申吉庆;第二批有王文波;第三批有李季、汤文勇;第四批有韩哲一、王玉、韩双有等。此后,这些青年与家人的联络,都得到我父亲的鼎力相助。这些人物后来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解放和建设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这也是我父亲的一大功绩,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培养人才,其贡献不可抹灭。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侵占黑河。从日军侵占黑河以来,我父亲因有通苏嫌疑,已经被日本特务机关怀疑,被列为头号侦缉要员和“被监视对象”。
1937年的一天,日本宪兵队闯入了我们家—胡桂林诊病所,(这个诊所是我的养爷—胡桂林开的),气势汹汹的木村德芳,搜查了诊所的每一个角落.幸运的是,早在日本宪兵队搜查之前,我父亲就接到了秘密情报,先行转移了所有的情报材料。就这样,我父亲多次在危机时刻躲过日本人的抓捕,让这名在中国生活的日耳曼人,在日军特务中沾染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徐日晓,竟然是日本情报机关的红人;正是由于徐日晓传送的重要情报,我父亲才多次躲过日本人的追捕。
为了减少日军的怀疑,掩护其苏联地下情报员的身份,父亲先后在日伪机构任职。1938年在黑河省协和会本部任事,由于他擅长文娱,负责伪满职工业余话剧团工作,与金山、林景南是好朋友,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唱《博爱歌》、《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并且在家中也有很多进步歌曲的唱片。我母亲孟振坤以开书店为掩护,协助我父亲做地下工作,我母亲是齐齐哈尔女高毕业生,在校期间体育竞赛成绩优秀,曾得过冠军奖杯,我母亲是瑷珲姑娘,听我姥姥讲:她从齐齐哈尔坐船回瑷珲,抱着大金杯,全瑷珲的人都去码头迎接她,可威风了。她总是教育周围的孩子们看进步书籍,她曾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她的学生非常敬佩她。后来为帮助我父亲的事业就辞去了工作。
1942年,我父亲又充当瑷珲县公署劳务股署官、勤劳奉仕队司令附(也称老头队的交通员)。实际上是为掩护真实身份,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这样才能为远东情报局提供日伪时期黑河的一些重要情报。由于他机智善断,身份终未暴露。
1945年8月8日零时,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清晨,苏联的军用飞机越过黑龙江,向黑河飞机场、火车站扫射,隔岸的苏军炮兵阵地向日军军事目标轰击,日伪机关一片慌乱。留守的军警宪特分子,将日伪机关、军营、医院及全部档案浇上汽油点燃。刹时间,黑河城内浓烟滚滚……趁慌乱之机,日伪军政人员及家属沿北、嫩两线仓惶逃窜。苏联红军跨过黑龙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黑河,苏联红军对城区内的每个日本据点和军事设施,掌握得十分清晰,他们专炸小鬼子和敌伪特务的据点,老百姓的住宅丝毫不动,以消防楼的葫芦着火为标记,苏军看到消防楼的葫芦着火,就开炮攻打黑河,这些地理位置和信号的重要情报都是我父亲他们提供给苏军的,致使黑河、爱辉、呼玛、孙吴、逊克等区域,一举得以解放。
苏军的坦克和大炮摧毁了日军苦心经营的马奇诺防线,七十万关东军缴械投降,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在与苏军决战仅7天后,就全线崩溃。这与我父亲他们提供的军事情报密不可分。他们将东北日军的详情及时、准确地传给苏联情报机构,苏军才能以非常微小的代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突破日军防线,彻底击溃关东军。
8月10日,苏联红军进入黑河后,由伪黑河街街长何绍先、黑河高商会会长孙毓藻,组成了黑河临时治安维持会。这些由伪官吏、国民党分子、地方头面人物组成的维持会,是一个反共的政权组织。他与我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分庭抗礼,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1945年10月间,我父亲受苏联红军的委派,以医病为名去哈尔滨,不久经长春辗转沈阳,联系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人士。他返回黑河时,恰逢抗联干部于天放,在讷河县搞抗联宣传,由于国民党诬告,被苏军逮捕,我父亲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苏联红军司令部交涉,使于天放得以释放,安排在韩子和家中暂住。后来,我父亲又亲自从黑河路经北安护送他到哈尔滨,找到李兆麟同志,使我们的抗联老干部安全的回到工作岗位,其中的路费都是我父亲资助的。之后,李兆麟、于天放把我父亲介绍给中共黑龙江省工委陈大凡、王鹤寿等有关负责同志,经省工委研究任命胡宇翔为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主任。
1945年10月末,黑龙江省工委陈大凡对王肃说:“北安有人接你们”(指胡宇翔),实际是红军司令部派我父亲接应的。一列货运列车从北安开往黑河。带来5名八路军军官。这就是前来接收政权的黑河中心县委书记、黑河地区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政委王肃及战友:李银全、刘挺进、王文彬、何学东同志。火车一到孙吴,一位年青人起立,向首长、战友敬礼、握手告别。他就是新任命的孙吴县县长—李银全同志。有谁知道,火车上的告别竟是战友的永别。李银全到达孙吴后,广泛发动群众,召开会议、启发劳苦大众参加革命……他的到来,引起了各种反动势力的憎恨,到任仅18天,李银全便遭到土匪的暗杀,为了孙吴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牺牲时他仅仅23岁。
1945年11月,我父亲从北安带领王肃、王文彬等首批中国共产党干部进入黑河,开辟黑河工作。王肃同志初到黑河,人地生疏,经我父亲介绍,住在回民爱国人士韩子和家中,因为苏军司令部不允许任何武装进入黑河。他时常陪同王肃去苏联红军司令部交涉,得到了成立黑河人民自治军司令部的许可,使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黑河站住脚跟。
1945年11月19日,我父亲奉命接收黑河临时治安维持会,正式建立嫩江省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建立黑河地区人民自治军司令部,这才有了中共自己的武装部队。在黑河福有大舞台开群众大会,王肃主持会议,我父亲在会上讲话,内容是尽快修复发电厂(因为原发电厂被小鬼子给炸毁了)黑河要尽快亮起来,发展黑河经济……,当时岳林在群众里面带手套举手发言,启发群众。
当时的黑河革命斗争环境十分险恶,王肃等同志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动员他们报名参军。在他们的启发下,放木排工人张泉山、荣雅轩、景春荣等同志首先报名入伍。经过仅仅40多天的动员,部队就发展到400余人。12月4日,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改为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任命胡宇翔为办事处主任。这是我们党在黑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机构(现档案局有任命书的全文)。同时,黑河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受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指令,撤至上二公屯。我父亲与共产党干部薛志侠、李冷斋、肖敬若等人留在黑河城内坚持斗争。
据黑河市老人讲,我父亲人高马大、相貌英俊、一表人材,脚蹬日式马靴,当真是威风八面不可一世,我父亲蓝色眼睛、眼窝深凹、高鼻梁,是典型德国日尔曼人形象,聪明机敏;同时他也心地善良,见到乞丐和需要帮助的人都热情相助,从不吝啬。
父亲在家的时间很少,一回到家就把女儿孟梅抱起来,并对三个儿子说:“谁给我拿拖鞋”,这几个小子就叽里咕噜地抢着给父亲送拖鞋。我们的家非常简朴,父母住的屋子有两个单人床分开摆放,中间靠窗户放桌子,这就是我父亲办公的地方,进门是小过道,左侧前屋是书店,后屋是孩子们的房间,过道里面是厨房,开有去后院的门,房址在官渡路海兰泡附近。
我父亲对外是勤劳奉仕队附,实际上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重要情报员,常与红军司令部的翻译(瘸子)联系。小鬼子竟然相信了他,并重用他,所以他有机会接触小鬼子的机密情报,并机警地用他特有的方式送往江北。当时徐日晓、张福元、郭喜文是苏联人口档案局(是神武屯会计)的人,魏德 、白玉璞、刘余庆等是胡宇翔手下情报人员。
1945年12月下旬,苏联红军驻黑河城防司令部中的人对王肃说:胡宇翔是国民党,王肃、岳林对这些情况没有调查,信以为真,决定对我父亲进行审查。1946年 1月初,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我父亲由黑河调到上二公屯司令部,由王肃、岳林直接进行了审讯,第一次审讯我父亲没有说什么,不承认他有什么政治问题,以后被看押起来。问题尚未查清,土匪杨青山即来攻打上二公,形势十分紧急,为了防止他逃跑,在司令部撤离时,说送胡宇翔回黑河,在路上将我父亲秘密处决。但因父亲身材高大,所以将双腿砍断一并装在棺中,后来,因苏联红军司令部非常气愤,向岳林拍着桌子要人说:“你们卸磨杀驴,胡宇翔是我们的人,你们凭什么枪毙。”岳林说:“我们不知道”,据说因担心红军司令部找到尸体,又差人把父亲的尸体大卸八块扔到不同地方。有人讲当时王玉不在黑河,如果他要是在黑河,胡宇翔不会被处决,因为他是地下情报员,了解我父亲的身份。
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有人来我家报信,说我父亲被打死了。我母亲得到消息后,顶风冒雪,拉着爬犁到上二公,四处搜寻找到棺材,里面只有一顶礼帽,她把礼帽和一块棺木拿回家中。父亲牺牲时年仅34岁,并留下五个孩子。巨大的打击使我母亲神经失常,常常几天在外疯疯癫癫的不回家,精神病非常严重,我姥姥家人天天找她,我们几个孩子,只有靠姥姥和亲友们照顾……。
1979年,中共黑河地委责成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我父亲的问题进行复查。根据岳林、李冷斋、肖敬若、王玉等老干部提供的情况,调查组认定属于被错杀。
1980年 4月18日,中共黑河地委作出决定,为我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回首我父亲的一生,为解放黑河传递情报,把共产党干部、青年亲自接到黑河,安排他们的食宿,使他们能安全地在黑河工作,并建立了人民政权;向苏联输送学员,为中国培养人材(这些学员为国家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冒死救护我们抗联干部,使其平安返回工作岗位……。其实他是死在战场上的,是土匪攻打上二公的战斗中,只不过因为战情十分紧迫,他不是死在敌人的手中,而是被自己人错杀了。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承认他的功绩,他是一位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
黑河的老百姓讲“胡宇翔比王肃的功劳大,比岳林的地位高”。当然,这也许是当地老百姓对我父亲更熟悉的说法。但对于我父亲这样一位革命的功臣,名扬他的光荣伟迹,为其树碑立传,一点都不为过。只有这样才能让子孙后代铭记黑河解放、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拼搏、坚持斗争的结果。我们的幸福生活中,不应该忘记像我父亲这样的革命者们。
最后,我要说说心中的感激。我非常感谢岳林、王玉、肖敬若等老干部,为我父亲平反昭雪,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措,他们可以享乐晚年,可是,他们为子孙后代着想,以有错必纠的态度,拨乱反正,还父亲以清白,我身为胡宇翔的女儿,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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