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北京做采访。11月3日下午，北京朋友刘朋和张兆晋来看我。张兆晋在当天的微博中写道：“和叶永烈老师在一起，他无意中提到韩素音，说想念她。我告诉他韩素音刚去世，并把这条微博给他看，他大为震惊，说好像和她有心灵感应，最近一直在想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人并不以为知识分子干体力活‘丢人’，大学生们去干体力活的很多。我的外孙女在假期里，就跑到南方养马，成天给马洗澡，还会给马打脚掌呢！” 韩素音原本是医生，在香港、新加坡行医，业余从事写作。从1964年起，她以写作为职业。 迄今，她已经出版了25种书，她的书在西方畅销，往往每种书印数达20万册，所以，她有着可观的版权收入，稿费成为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她完全可以在瑞士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可是，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匆匆洗个澡，草草吃过早饭，便坐到打字机前工作。她的写作非常认真，一部书稿起码要修改8次。 她的丈夫埋头于他的技术工作。平常，他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扰。陆文星不大喜欢文学。她的小说，总是出版之后，他才成为她的读者。 她以为，要写作，一定要深入生活。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国两次。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她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正因为这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一条认识中国的捷径——那就是读韩素音的书。他说：“我用许多小时读韩素音的书。一小时里从韩素音的书中了解的中国的情况，要胜过我在那里生活一年。”正因为这样，韩素音被认为是“中国通”。韩素音说：“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中国，中国赐予我一切。”除了来中国以外，她还到世界许多国家采访，正因为这样，当她坐到她的书房里，她的作品才会像喷泉一样涌出。 有一次，当她准备到美国南方演说的时候，丈夫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她决定取消原定计划，留下来照料丈夫。她说：“我既是妻子，又是医生，我有双重的责任照看他。”可是，陆文星坚持要她以工作为重，不要取消预定的讲演。她在安排好丈夫的医疗工作之后，嘱托别人细心护理，这才踏上远途。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她在美国，一个敌视新中国的人故意造谣，说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她连夜打长途电话到瑞士，直到听见丈夫安详的声音，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她是个大忙人。在上海，在为她举行庆寿宴会的忙碌的时刻，我替她照料陆文星先生，她关照说：“他有糖尿病，不要给他吃甜食。” 服务员端上一只特大蛋糕，那是专为庆贺她的70大寿做的。她欣喜地站了起来，用刀切成12块。虽然蛋糕是甜的，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块。我注意到，她切了一块最小的，用叉子叉到丈夫的碟子里，她的丈夫朝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

据香港媒体报道，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当地时间 叶永烈：韩素音的家庭生活 我正在北京做采访。11月3日下午，北京朋友刘朋和张兆晋来看我。张兆晋在当天的微博中写道：“和叶永烈老师在一起，他无意中提到韩素音，说想念她。我告诉他韩素音刚去世，并把这条微博给他看，他大为震惊，说好像和她有心灵感应，最近一直在想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据香港媒体报道，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当地时间 11月2日中午于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韩素音（1917～2012），伊丽莎白·柯默（ElisabethComber）的笔名，原名周光瑚（RosalieElisabethKuanghuChow），1917年9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她的主要作品取材于20世纪中国生活和历史，体裁有小说和自传。 我与韩素音有诸多交往。从1981年之后，她从瑞士来上海，差不多都要与我见面。我在北京时，她约我在北京饭店见面。1999年我访问瑞士时，给她打过电话，可惜没有时间去洛桑看望她。她用英文写作，曾经给我写过多封英文信件和一封很难得的用中文写作的长信——虽说那字体像小学生写的。 现把我写于1987年的《韩素音的家庭生活》全文发表于下，以表示纪念—— 1987年6月，羊城。当《家庭》杂志向我索稿时，我想及一个话题：不久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路过上海，曾告诉我，今年9月是她70大寿，她也许会在上海过生日…… “你就写一写韩素音的家庭生活吧。”《家庭》杂志总编李骏马上“抓”住了我，说道，“一言为定。” 果真，9月9日晚上，当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节目时，荧屏上出现了穿着鲜红色薄毛衣的素音女士——当天下午，邓颖超在北京接见了她。 9月10日中午，她从北京飞抵上海。我应约前往锦江宾馆看望她。她一边给我沏茶，一边说：“我在国外，也一向喝茶。特别是我的丈夫陆文星，最爱喝龙井茶。我每一次来中国，总是给他带去龙井茶叶。” “你去机场接他吗？”我事先已经知道，陆文星先生将在下午3点从香港飞抵上海。 “不，我不去接他。虽然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见面了——他回印度去了。”韩女士说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但是在事业上，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韩女士，我要向您表示祝贺——因为后天便是您的70大寿。”我说。 “谢谢！”她笑了。 “不过，您的计算70寿辰的方法，与中国的习惯不一样……”我知道，她的生日很好记，她是在1916年中秋节那天，降生于中国河南信阳周家谷。换算成公历，也就是1916年9月12日。按照中国的习惯，应当在去年9月12日庆贺她的70诞辰。倘若按照中国“做九不做十”的古代沿袭，则应在前年9月12日庆祝她70大寿了。 “我喜欢准确地计算时间——后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度过了七十周年的日子，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她一点也不含糊地答道。 是的，她确实注重于精细地计算时间。正因为这样，她与丈夫分别了两个月之后，一个从北京来，一个从香港来，抵达上海的时间，只相差4个小时而已。 这位古稀老人的日程，安排得像绷紧了的琴弦。她告诉我，这次在上海只逗留30个小时：晚上，出席上海对外友协为她举行的庆寿宴会；明天上午，到上海师范大学就中国教师节发表演说。下午，参观周恩来在上海的故居——周公馆。晚上，飞往成都。9月12日，在她的成都老家，和丈夫一起度过她的70寿辰……然后，她还要去兰州采访，经北京回瑞士。 她已在瑞士洛桑定居，每年却有7个月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正因为这样，她有着非常精确的时间概念。 她的家，是个小小“联合国”。 她的父亲周映彤，四川郫县人，祖籍广东梅县，铁路工程师。她的母亲玛格里特是比利时人。周映彤留学比利时时与玛格里特相爱。 她的丈夫是印度南方人，一身棕黑色的皮肤，“陆文星”是她给他取的中国名字。 她自己是欧亚混血儿，原名周月宾、周光瑚，英文名字为玛尔蒂达·罗萨莉·莱恩德斯，两岁起改名约瑟芬。“韩素音”是她的笔名，意思是“小而平凡的意思”。 她的前夫唐保黄，是国民党军11月2人，1947年死于东北战场。 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取名蓉梅，意即“成都的梅花”。 她的养女到美国留学，与美国犹太人西尼·格莱齐尔结婚，生下她的外孙女卡玲。卡玲是中国和犹太血统的混血儿。 她的丈夫陆文星则有三个印度血统的孩子，都在印度成家了。 如果把她的外祖母莱里德斯——荷兰人包括进去，她的家庭成员有中国、比利时、印度、美国、荷兰五国人，有中比、中美两种混血儿。 她，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方形的脸庞，褐黄色的眼珠，白中带灰的头发，细高个子。 我没见过她搽过粉、抹过口红、烫过头发。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像游泳运动员的发型。她虽已年届高龄，思维却非常敏捷，谈锋甚健，机智之中夹带着幽默。性格开朗，外向。 他呢？由于皮肤黝黑，头发显得更白了。两道浓眉之下，一对眼睛射出明亮的光芒。他身材魁梧，西装、领带整整齐齐。他性格温和、淳厚，言语不多，总是微微笑着。 她会讲流利的汉语，他听不懂；他则一向讲印地语，她也听不懂。在家里，夫妇之间讲英语。在上海，在与中国人聚会时，韩素音一边用汉语跟大家谈笑风生，一边又不时充当翻译，把中国人(包括她自己)讲话的意思译给陆文星听。她告诉我，到了印度，便颠倒过来，陆文星成了她的翻译，因为印度只有2%的人懂得英语。 她和丈夫住在第三国——瑞士，那里既不是她的祖国，也不是他的祖国。老夫老妻住在一起。这个特殊的家庭，怎么生活呢？ 韩素音告诉我—— 瑞士是个小国。坐火车，从瑞士的这一端到那一端，5个小时而已。再坐，就越出国界了。 洛桑是瑞士西部的小城，离日内瓦很近。她家在丽曼湖畔的一幢公寓里，环境幽雅、安静，适宜于写作。 “我不要大房子——虽然我完全住得起大房子。”韩素音说，“我们家就两口子，都忙于工作，没有工夫收拾。对于我们来说，房子太大、太多，是个负担。我们家一共三个房间——客厅、书房和卧室。另外，还有一间厨房。至于澡房倒有两个——我和他各用一个。” 她说家里实行“三无”：没有电视机，没有小轿车，没有保姆。 没有电视机，那是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遇上发生重大新闻，她就到邻居家看一会儿。 没有小轿车，那是因为商店就在附近，买东西很方便。另外，瑞士的公共交通发达，公共汽车很多，又不拥挤。 没有保姆，这几乎是西方家庭的惯例，因为保姆工资实在太高。她和丈夫自己动手做家务。 丈夫体谅她写作很辛苦，就把买菜、烧菜之类事情揽了下来。他喜欢烧中国菜，在北京，学会了烤鸭手艺呢！韩素音说，她平均每天花一小时做家务， 丈夫则花两小时做家务，她自己倒垃圾，自己去买米、买面粉，自己动手回信、寄信…… 陆文星有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每年总要有几个月回印度照料孩子。他不在家，她就自己买菜烧饭。 “我常常要给她准备许多锅子！”陆文星对我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 “她写作入了迷，就忘了锅子，煤气把锅子烧坏了她还不知道！”陆文星一说，韩素音也哈哈大笑起来。 韩素音说：“家里的重活，干不了，请一位邻居来做。这位邻居是意大利人，每星期来干4小时，每小时要25个瑞士法郎，每个月要付给她400瑞士法郎。每年8月，她要休假，不来干活，我还要照样付给她400瑞士法郎。干脆，我每年8月必定出去旅行……”说到这里，她又大笑起来。 “其实，这位邻居挺好，挺可靠。”韩素音接着说，“像这次，我和丈夫都离开洛桑，把房门一锁，就行了。我把钥匙串交给邻居，她会替我照料房子，收好我的信件、汇款，一个子儿也不会少。她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她要的工资很高，是因为西方保姆的工资都相当高。” 她每年都去美国。为了来去方便，她在纽约东城买了一所公寓。她告诉我：“那房子不大，也请邻居照料。每星期，邻居进屋，替我放一下自来水。要不，长久不放水，水会发黄。那房子很多年没有粉刷了，去年我请人粉刷。‘粉刷公司’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电脑工程师，一个是律师，却替我刷房子。他们觉得坐办公室坐腻了，干点体力活，调剂调剂日中午于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年96人，1947年死于东北战场。 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取名蓉梅，意即“成都的梅花”。 她的养女到美国留学，与美国犹太人西尼·格莱齐尔结婚，生下她的外孙女卡玲。卡玲是中国和犹太血统的混血儿。 她的丈夫陆文星则有三个印度血统的孩子，都在印度成家了。 如果把她的外祖母莱里德斯——荷兰人包括进去，她的家庭成员有中国、比利时、印度、美国、荷兰五国人，有中比、中美两种混血儿。 她，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方形的脸庞，褐黄色的眼珠，白中带灰的头发，细高个子。 我没见过她搽过粉、抹过口红、烫过头发。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像游泳运动员的发型。她虽已年届高龄，思维却非常敏捷，谈锋甚健，机智之中夹带着幽默。性格开朗，外向。 他呢？由于皮肤黝黑，头发显得更白了。两道浓眉之下，一对眼睛射出明亮的光芒。他身材魁梧，西装、领带整整齐齐。他性格温和、淳厚，言语不多，总是微微笑着。 她会讲流利的汉语，他听不懂；他则一向讲印地语，她也听不懂。在家里，夫妇之间讲英语。在上海，在与中国人聚会时，韩素音一边用汉语跟大家谈笑风生，一边又不时充当翻译，把中国人(包括她自己)讲话的意思译给陆文星听。她告诉我，到了印度，便颠倒过来，陆文星成了她的翻译，因为印度只有2%的人懂得英语。 她和丈夫住在第三国——瑞士，那里既不是她的祖国，也不是他的祖国。老夫老妻住在一起。这个特殊的家庭，怎么生活呢？ 韩素音告诉我—— 瑞士是个小国。坐火车，从瑞士的这一端到那一端，5个小时而已。再坐，就越出国界了。 洛桑是瑞士西部的小城，离日内瓦很近。她家在丽曼湖畔的一幢公寓里，环境幽雅、安静，适宜于写作。 “我不要大房子——虽然我完全住得起大房子。”韩素音说，“我们家就两口子，都忙于工作，没有工夫收拾。对于我们来说，房子太大、太多，是个负担。我们家一共三个房间——客厅、书房和卧室。另外，还有一间厨房。至于澡房倒有两个——我和他各用一个。” 她说家里实行“三无”：没有电视机，没有小轿车，没有保姆。 没有电视机，那是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遇上发生重大新闻，她就到邻居家看一会儿。 没有小轿车，那是因为商店就在附近，买东西很方便。另外，瑞士的公共交通发达，公共汽车很多，又不拥挤。 没有保姆，这几乎是西方家庭的惯例，因为保姆工资实在太高。她和丈夫自己动手做家务。 丈夫体谅她写作很辛苦，就把买菜、烧菜之类事情揽了下来。他喜欢烧中国菜，在北京，学会了烤鸭手艺呢！韩素音说，她平均每天花一小时做家务， 丈夫则花两小时做家务，她自己倒垃圾，自己去买米、买面粉，自己动手回信、寄信…… 陆文星有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每年总要有几个月回印度照料孩子。他不在家，她就自己买菜烧饭。 “我常常要给她准备许多锅子！”陆文星对我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 “她写作入了迷，就忘了锅子，煤气把锅子烧坏了她还不知道！”陆文星一说，韩素音也哈哈大笑起来。 韩素音说：“家里的重活，干不了，请一位邻居来做。这位邻居是意大利人，每星期来干4小时，每小时要25个瑞士法郎，每个月要付给她400瑞士法郎。每年8月，她要休假，不来干活，我还要照样付给她400瑞士法郎。干脆，我每年8月必定出去旅行……”说到这里，她又大笑起来。 “其实，这位邻居挺好，挺可靠。”韩素音接着说，“像这次，我和丈夫都离开洛桑，把房门一锁，就行了。我把钥匙串交给邻居，她会替我照料房子，收好我的信件、汇款，一个子儿也不会少。她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她要的工资很高，是因为西方保姆的工资都相当高。” 她每年都去美国。为了来去方便，她在纽约东城买了一所公寓。她告诉我：“那房子不大，也请邻居照料。每星期，邻居进屋，替我放一下自来水。要不，长久不放水，水会发黄。那房子很多年没有粉刷了，去年我请人粉刷。‘粉刷公司’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电脑工程师，一个是律师，却替我刷房子。他们觉得坐办公室坐腻了，干点体力活，调剂调剂岁。韩素音（1917～2012），伊丽莎白·柯默（ElisabethComber。美国人并不以为知识分子干体力活‘丢人’，大学生们去干体力活的很多。我的外孙女在假期里，就跑到南方养马，成天给马洗澡，还会给马打脚掌呢！” 韩素音原本是医生，在香港、新加坡行医，业余从事写作。从1964年起，她以写作为职业。 迄今，她已经出版了25种书，她的书在西方畅销，往往每种书印数达20万册，所以，她有着可观的版权收入，稿费成为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她完全可以在瑞士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可是，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匆匆洗个澡，草草吃过早饭，便坐到打字机前工作。她的写作非常认真，一部书稿起码要修改8次。 她的丈夫埋头于他的技术工作。平常，他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扰。陆文星不大喜欢文学。她的小说，总是出版之后，他才成为她的读者。 她以为，要写作，一定要深入生活。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国两次。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她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正因为这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一条认识中国的捷径——那就是读韩素音的书。他说：“我用许多小时读韩素音的书。一小时里从韩素音的书中了解的中国的情况，要胜过我在那里生活一年。”正因为这样，韩素音被认为是“中国通”。韩素音说：“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中国，中国赐予我一切。”除了来中国以外，她还到世界许多国家采访，正因为这样，当她坐到她的书房里，她的作品才会像喷泉一样涌出。 有一次，当她准备到美国南方演说的时候，丈夫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她决定取消原定计划，留下来照料丈夫。她说：“我既是妻子，又是医生，我有双重的责任照看他。”可是，陆文星坚持要她以工作为重，不要取消预定的讲演。她在安排好丈夫的医疗工作之后，嘱托别人细心护理，这才踏上远途。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她在美国，一个敌视新中国的人故意造谣，说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她连夜打长途电话到瑞士，直到听见丈夫安详的声音，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她是个大忙人。在上海，在为她举行庆寿宴会的忙碌的时刻，我替她照料陆文星先生，她关照说：“他有糖尿病，不要给他吃甜食。” 服务员端上一只特大蛋糕，那是专为庆贺她的70大寿做的。她欣喜地站了起来，用刀切成12块。虽然蛋糕是甜的，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块。我注意到，她切了一块最小的，用叉子叉到丈夫的碟子里，她的丈夫朝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的笔名，原名周光瑚（RosalieElisabethKuanghuChow），1917年9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她的主要作品取材于。美国人并不以为知识分子干体力活‘丢人’，大学生们去干体力活的很多。我的外孙女在假期里，就跑到南方养马，成天给马洗澡，还会给马打脚掌呢！” 韩素音原本是医生，在香港、新加坡行医，业余从事写作。从1964年起，她以写作为职业。 迄今，她已经出版了25种书，她的书在西方畅销，往往每种书印数达20万册，所以，她有着可观的版权收入，稿费成为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她完全可以在瑞士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可是，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匆匆洗个澡，草草吃过早饭，便坐到打字机前工作。她的写作非常认真，一部书稿起码要修改8次。 她的丈夫埋头于他的技术工作。平常，他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扰。陆文星不大喜欢文学。她的小说，总是出版之后，他才成为她的读者。 她以为，要写作，一定要深入生活。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国两次。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她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正因为这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一条认识中国的捷径——那就是读韩素音的书。他说：“我用许多小时读韩素音的书。一小时里从韩素音的书中了解的中国的情况，要胜过我在那里生活一年。”正因为这样，韩素音被认为是“中国通”。韩素音说：“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中国，中国赐予我一切。”除了来中国以外，她还到世界许多国家采访，正因为这样，当她坐到她的书房里，她的作品才会像喷泉一样涌出。 有一次，当她准备到美国南方演说的时候，丈夫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她决定取消原定计划，留下来照料丈夫。她说：“我既是妻子，又是医生，我有双重的责任照看他。”可是，陆文星坚持要她以工作为重，不要取消预定的讲演。她在安排好丈夫的医疗工作之后，嘱托别人细心护理，这才踏上远途。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她在美国，一个敌视新中国的人故意造谣，说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她连夜打长途电话到瑞士，直到听见丈夫安详的声音，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她是个大忙人。在上海，在为她举行庆寿宴会的忙碌的时刻，我替她照料陆文星先生，她关照说：“他有糖尿病，不要给他吃甜食。” 服务员端上一只特大蛋糕，那是专为庆贺她的70大寿做的。她欣喜地站了起来，用刀切成12块。虽然蛋糕是甜的，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块。我注意到，她切了一块最小的，用叉子叉到丈夫的碟子里，她的丈夫朝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20世纪中国生活和历史，体裁有小说和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