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教育家王越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
发布时间：2012-02-24 23: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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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百岁教育家王越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
彭梅蕾 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高教探索2011年第4期
王越，知名教育家，原名锦奎，字士略，1903年12月出生，2011年2月2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108岁。王越逝世后，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王刚、王岐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德江、朱镕基、李岚清等以各种方式表示深切哀悼。
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凝炼和提出了一系列办学主张，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思想，揭示和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内在属性、规律和特点，有着生动的实践基础，对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华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系统地总结王越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挖掘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意义深远。
一、王越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广东兴宁素有“客家名城”、“中国油茶之乡”之美誉，.王越就出生在兴宁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当时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陶行知与王越结下了一生的师生情谊，直至1946年陶行知逝世。
王越先后写下了《纪念人民导师陶行知先生》、《从陶行知先生谈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从墨子（翟）的兼爱说到陶子（行知）的爱满天下》等文章，怀念恩师，也回顾了东南大学的求学生涯。
据王越回忆，当时东南大学规模宏大，拥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个时期，五四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潮，对大学教育影响颇深。陶行知是当时东南大学领导成员之一，他作风民主，善于与人交往，处理教务井井有条。东南大学讲坛异彩纷呈，有些教授学有所长、思想开放，与时俱进，教书育人，收效颇宏；有些老夫子深研国学，喜谈“国故”；许多教授归自外国，照搬洋教条，专用洋课本；有的既宣扬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又推崇孔孟，冶中外于一炉。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1］这种自由开放的大学学风对王越治学、办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
偏远的粤东山区磨砺了王越朴实坚毅、不惧艰苦的个性和意志，东南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广博丰厚的文化资源使风华正茂的王越眼界大开，如渴水的海绵般尽情吸收知识的养分。他对竺可桢教授讲授的地理学、气象学兴趣浓厚。杨铨（杏佛）教授开设的“办事方法论”也让他惊喜不已：杨教授讲授办事人才如何培养，如何发挥其专长并涉及事业的管理，同现代管理的科学如出一辙。广东老乡梁启超先生也于1924年为东南大学聘请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
1923年秋，为促进平民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位，前往北京主持中华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师生离别之际，彼此都依依不舍，几十年后，王越依然能清晰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当年陶行知在东南大学任教，月薪360块大洋，而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3块大洋就足够了。陶行知能够毅然辞去教授之职，去办晓庄师范，跑去和农民一起挑粪、浇水，和农民一起劳动。陶先生的平民教育和关怀社会的思想在王越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生活，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正如他在诗中所云：“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2］，他的教育事业之路由此开启。
二、王越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
1926 年王越大学毕业，尽管当时能从山村出来到大学毕业很不容易，受恩师陶行知影响，他还是回到山区办乡村教育，先后在梅县师范以及兴宁兴民中学任教，艰苦奋斗了4 年。陶行知重视教育实践的检验，扬弃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说。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是教育的源泉， 教育离不开社会，教育要因人施教。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王越影响很大，王越认为要实现陶行知因人施教的主张的前提， 就需要研究心理学，掌握学生性格形成的规律。于是，他再度离乡，远去北京，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美籍教授夏仁德。在这期间，写出了他早期研究教育理论的代表作——《人格测量》，以王士略署名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书印行前，分章连载在《教育杂志》上。不幸只刊出了一期，书稿就被焚毁在日军入侵的淞沪战役中。即便这样，第一章的问世，已得教育界不俗的评价。时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的胡毅慧眼识才，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即聘请他到中大任教。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1948年，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前往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夏他进入东江游击区，加入了准备接管广州的行列。广州解放后，王越同志参与接管中山大学的领导工作，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整，以期符合新时代之要求。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历任民盟广东省委第三至第七届副主委。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东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任第一副校长。1970年暨大因文革而被迫停办，王越改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春，暨南大学复办，75岁的王越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1982年2月改任暨南大学顾问；1988年8月，离职休养；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从1933年踏上大学讲坛，到1988年离休，王越从副教授、教授、教务长而到大学领导岗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蕴藏在《人格测量》、《教学原理》、《中国教育史》、《王越教育论文集》等教育专著中，更体现在数十年教育实践中，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色。
（一）“爱满天下”的博大胸怀
王越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师从美籍教授夏仁德，他是一位基督徒，可他为学生开出的第一本参考书就是《共产党宣言》，王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对我一辈子影响很深，他对我说，人活着要有信仰，要有博爱的胸怀，他全心全意地帮助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从他身上我不仅学到知识，也学到做人的力量。”
王越最崇尚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精神，将陶行知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相比，称其为陶子，并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思想身体力行。抗战开始后，热血爱国青年与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府的斗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当局实行血腥镇压政策，仅广州就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得知教育系女生霍赐影被捕，他不顾安危，以教授身份，面见与他有同乡之谊的警察局长，据理维护自己的学生，并甘冒连坐受累的风险，具结担保。就这样，经他营救出虎口的学生不下十余人。如今翻开中大同学回忆录，还可看到这一纪录。
抗战胜利后，王越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惧反动政府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领导中山大学师生罢教罢课，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晚年他还曾将自己的寿礼金1万元捐给家乡学校——坪塘小学。
王越重情义，在文革中帮助过他的人，他一生都铭刻于心，年逾百岁无法出行，仍要求子女常去拜访。他对贫苦的民众也身怀爱心，解放前曾在广州举办民众教育馆，身体力行为工农及其子弟提供和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并曾在广州郊区的长湴村创办农民夜校，解放后继续与该村的干部和村民一直保持着珍贵的友情。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植学术自由的风气
王越在《评韩愈的师说》中道：“他体会‘圣人无常师’的精神，指出人不分贵贱老少，只要有专长者就可以为人师；又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是颇有创见的。这种说法与尊师重教并不矛盾。因为谁掌握真理，谁在学术上、业务上有专长，谁就可以为师而得到尊敬。”[3]
王越将这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思想用于治学、治校实践中，在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期间，他注重培植学术自由的风气。他曾写道：“例如历史系的专家朱杰勤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系总支书记随堂听讲之后，召集学生，批评朱教授的观点。朱教授闻之，大为不安，向余诉苦。余问清情况之后，与总支书记商酌，教学方面的问题最好先和任教者坦诚讨论加深了解。再则，有些历史问题应容许有不同的解答。例如有些学者基本上肯定太平天国的伟绩；但有些学者却着重批判太平天国所犯的错误。我们不应判定第二种主张就是反对农民革命。此后，历史系的同人，加深互相了解。朱教授能够发挥所长， 指导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好些人才。”[4]
（三）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倡导求真务实精神
王越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博览古籍经典，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孔子、墨子、韩愈等的教育理论都有研究。王越痛恨“ 伪君子”，在《对北宋道（理） 学家程颐的剖析》、《程朱距墨而颜元宥墨》、《南宋反道学》等文中，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道貌岸然、表里不一的程颐、朱熹深刻剖析、予以痛斥， 揭露程颐欺世盗名；认为自命为君子的朱熹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曝其伪君子真面目。
对于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5]的教育观点，王越深为赞同，他还特别解释：“所谓真人，就是言行相符，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人。”[6]陶行知曾指出：“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7]王越在这句话后加注道：“这些箴言可为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8]
暨南大学重建初期，王越以科学精神抵制大跃进不实之风：“在‘大跃进’时期，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而大搞密植，虚报亩产数万斤，大办公共食堂，浪费粮食，造成严重后果。我研究中国教育史，发现明末爱国人士朱舜水（之瑜），避居日本，传授经世致用之学，他对工艺及农艺均有专长。日本官吏曾以密植问题，求教于舜水，舜水深切指出密植之危害。使日本避免了农业上的损失。我深佩舜水先生的志节及其博学多能，特撰长文，发表于暨南大学之学报。可见求真求实之风，毕竟是人们所向往的。”[9]
（四） 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创新精神的育人思想陶行知打破王阳明认为遵照师训才不会犯错误的儒家旧传统，主张老师要培养出自己所崇拜的学生，王越评价曰：“如此创新的见解，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含有更丰富的意义。”[10]
王越提倡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创新精神。据他回忆，“例如暨大复办初期，在对河摩碟沙开辟了一个农场。我和水产系的熊大仁、廖翔华……诸位专家商定，组织学生定期前往实习，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四年之后，有些毕业生分配给天津的某个水产部门。这个部门的领导勉强接受，生怕侨生娇生惯养，不耐劳苦。但他（她）们一年间的表现，使部门领导非常满意，第二年即主动提前要求暨大派遣毕业生前往工作。这是教学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也是侨生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13]。
三、王越教育思想评价
（一） 王越的教育思想和数十年的教育实践为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追寻王越的学术足迹，除了《人格测量》，他还撰写了《教学原理》，（《教学原理》还作为大学教材用书），发表过10多篇有关心理及教育的论文，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发表了《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墨翟新考》、《南宋反道学》等30多篇教育论文；并与友人合作，用英文编撰了《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其中对于墨子的论述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不少外国学者来信与之交流；他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都由他亲自执笔，长达八千字的条目《墨子》，便是他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暨大复办后，王越领导有关研究人员编写《当代中国华侨教育》，亲撰序言，该书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退居二线后，王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丝毫未减，1986至1987年间，北京出现大学生的不正常学潮，王越凭着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政治敏感，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87年，84岁高龄的王越组织10位政协委员，由他担任组长，费时10 日深入高校考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全国政协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并提出加强德育的几点建议，引起教育界的关注。
解放后，王越担任副校长两度参与暨南大学重建、复办工作，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是1906年成立于南京金陵的一所华侨学府，于1949年在上海停办，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担任校长，陶铸经过认真遴选，请来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务长的王越担任第一副校长，在石牌村的山头坡地、华侨补校的旧址上另起炉灶、白手起家，聘请教师、调集图书、建设校园，并于当年9月开学。1958年首届学生开学后，根据陶铸的建议，成立了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以广州市市长朱光为主任、王越等为副主任建校委员会，全面规划和领导学校建设，全省最大的教学大楼、连片的教工宿舍、被誉为建筑奇葩的学生食堂“蒙古包” 等相继落成，到1960年共完成建筑面积23000 多平方米。为改善校园环境，王越、梁奇达等校领导还带领教职工一起挖泥挑土、参加劳动，在校园挖出一汪风光迤逦、碧波荡漾的人工湖——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校园内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直至1970年，暨南大学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系11个专业、文理并重、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
暨南大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却遭受“文革”冲击被迫停办，暨大的教师散落各处， 不少人对前景不乐观，但王越坚信总有一天暨大能再铸辉煌。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复办暨南大学，75岁高龄的王越重任副校长，他全身心投入工作，1988年到1991年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德昌回忆当年的王越是“老当益壮、呕心沥血”。据张德昌回忆，王越住在校外，每天拄把雨伞上班，晴天一身汗，雨天半身湿。当时一个棘手问题是一些骨干教师不愿意回来，有的是“文革”中受到冲击怨气未消，有的是人际关系紧张矛盾未解，而这些教师大都具有真才实学、造诣颇深，是办好暨大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王越亲自登门拜访，路远者便亲自写信致意，敦请他们回校工作，他们基本上都回来了，有的说：“被王老礼贤下士精神感动得浑身冒汗，不回来对不起他老人家。”有一天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告诉张德昌：王越曾到他家，天气很热，满头大汗，坐下半天讲不出话来。后来才弄清楚，是中大中文系两位原暨大教师不肯回来，求他不要留难，并帮助动员劝导。吴先生说：“这种精神太伟大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刘备三顾茅庐感动得诸葛亮为西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4]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许多知名教授学者来暨大工作，如暨大医学院创办者、药理学家罗潜，骨科学家邝公道、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等。复办后的暨南大学当年招生，不仅恢复原有的专业，还创立了医学院。王越于1982年功成身退改任暨南大学顾问。暨南大学于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已经发展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华侨最高学府，王越为暨南大学所作的卓著功勋载入了暨南史册，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特别是中国华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在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年逾百岁的王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当年复办，深情表示：“暨大当时是白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一语道尽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风范。
（二）“知行合一、求真务实”是王越教育思想的精髓
暨大重建时期，正逢“大跃进”，正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王越以一位教育家的前瞻眼光和科学精神，强调学校“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举凡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基本建设都应为教学服务”，王越还要求学校“稳定教学秩序， 培育浓郁学风”。[15]1981年，我国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之初，他就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索》，阐述他对教育本质的独到见解。
王越治学严谨， 有时观点与助手或学生不一致时，就会认真的讨论，甚至激烈辩论，但他从不以老压少，而是充分摆证据，以理服人。王越深恶“伪君子” 行径，他与人交流除了讨论办学治校、著书立说外，从不爱涉及是是非非和无聊之事，有人说，与王越交谈，感到人格净化。“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被定为暨南精神，并内化于暨南人血液之中，这与这位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
（三）王越具备教育家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者的个性、思想信念及其精神生活的财富，是一种能激发受教育者检点自己、反省自己和控制自己的力量”。作为教育家，王越信念坚定、儒雅博学、志趣高远的风采令人敬仰，他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精于中国教育史，又通英语，博学精思，一生笔耕不辍，他抱有朴素而坚定的教育救国理想，视教育事业为一生的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王越道：“老校长最为令人心仪的，是他那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让人可亲可敬人格魅力。身为副校长，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长者。正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学者，跟教师们声气相通，所以像陈寅恪那样耿介的老先生，老校长都能与之常来常往。我想：陈老先生或许没把老校长看成一位官员，而是跟他一样的教授、学者吧。”[16]
王越也是一位颇富才情的诗人，著有《南楼诗抄》、《桑榆集》、《百岁王越诗文选》等，“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他一生与陶行知、陈寅恪、吴宓、王起、梁实秋、王宗炎、刘佛年、高觉夫、李善邦等名师学者交往深厚，留下不少书信往来和诗赋互赏。在暨大，王越与陈乐素、赵元浩、朱杰勤、翁显良和曾敏之等知名学者、教授交情甚笃。回忆陈寅恪，他说老先生晚年在中山大学，最过人之处，就是他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从不逢迎权贵，提倡做学问要独立思考。陈老逝世后，王越作诗叹道：“讲学阳台迹已陈，盲翁风骨迈群伦。如何国士终邻丐，陋室谁怜老病身。”[17]吴宓一生跌宕，王越感慨而作《长安吴生行》：“阴霾散尽碑长在，赢得悠扬身后名。”[18]在暨南大学复办重建的过程中，王越与当时的省委书记兼暨大校长陶铸同志结下情谊，他回忆陶铸，作诗曰：“当年慷慨说黉宫，广厦连云指顾中。万里梯航归赤子，满堂弦诵坐春风。难忘短俸添长卷，岂有完人喻劲松。太息狂涛兴宦海，江淮何处觅遗踪！”[19]
注：由于字数所限，本文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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