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当年与陈寅恪、吴宓、梁实秋一些鲜为人知往事
 　 人物档案：王越
　　教育家，广东兴宁县人，生于1903年。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33年至1949年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广东解放后，任中山大学军管联络小组副组长，后任教务长。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78年参加复办暨大领导工作，随后任副校长。1982年秋改任暨南大学顾问。王越历任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社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

　　百岁读书看报每天四五小时　

　   106岁的王越老先生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不禁肃然起敬。
　　他拄着拐杖，小步踱来，虽迟缓，却轻盈；瘦削的脸庞上戴一副细边眼镜，颇显温雅斯文。
　　照顾王老起居的是他的儿媳妇黄女士，黄女士医生出身，在她的安排下，王老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王老今年106岁了，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晰，和这样的安排或有某种联系。据说王老有一句让人惊叹的话：“人呀，过了10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我们问王老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他和黄女士都呵呵笑了，表示肯定。
　　1990年代末王老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就不看电视了，但阅读的习惯一直不改。以前是一天要花七八个小时在读书看报上，现在则是四五个小时，《求是》、《哲学研究》等杂志，每期必看。记者还在王老的书桌边发现了杂志《陶行知研究》。黄女士说，王老没有太多别的娱乐，除了阅读，王老还喜欢写点古体诗，每当写到十几首，就叫家人打印出来，集腋成裘，不久后即可出版。记者翻阅王老写的古体诗，发现这位106岁的老人，对于国家、时局，仍念兹在兹。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王老写过这样的诗句，题目为《鼓舞汶川》———
　　其一：唐山噩梦悚汶川，老幼泥封过万千。空降“爷爷”忘朝夕，怃孤恤寡创新天!
　　其二：天崩地陷何须惧，亿万同胞手足情。缩食节衣助川陕，小康社会暖苍生!
　　其三：中华自古彰奇迹，多难兴邦意气豪。禹凿龙门千载上，迄今朝夕浪滔滔。
　　其四：“地陷山崩”悚寰宇，慈心援手系汶川。干戈世界慈云现，矛盾生涯奕世传！
　　后来我们再看《百岁王越诗文选》，“鼎鼎百年犹旦暮”、“九州生气总关情”这样的句子让人一再在内心里感佩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师从陶行知“捧着一颗心”　

  　王越是有名的教育学家，中国仅存的百岁大学校长。曾任全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会编委。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在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
　　王老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采访王老，他谈得最多的人是陶行知；提及的人物里，唯有陶行知是每次必提“陶先生”，恭谨之情溢于言表。王越把陶行知和墨翟相提并论。他最喜欢的古代历史人物之一便是墨翟。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墨子（翟）的兼爱说到陶子（行知）的爱满天下》。
　　王越1922年进入东南大学教育系，从此和陶先生结缘，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王老告诉我们，为了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陶行知先生改“知行”为“行知”；还有，陶先生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主张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导方法必须根据学的方法，先生不但要拿他教导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联系，而且要和自己的学问联系起来。“这种提法当时冲破了旧传统和洋教条的束缚而有所创新”。
　　王越说，陶行知和胡适同出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门下，但二人在教育思想、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却有巨大的分歧。如陶行知的格言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胡适则宣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旧中国的问题，得出“五大仇敌”的结论，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不存在；陶行知则讥笑他抓住了五个小鬼，但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在人生观方面，陶行知的格言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胡适的格言是“救出自己”，可谓泾渭分明。
　　陶行知和胡适当年的分歧至今让王越警惕。一直关注教育的王老说，功利主义思想对文化教育界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一些大学师生在从事著述及写作论文时，抄袭作假；学校考试甚至高考录取作弊时有所闻。王越在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里特别提到了此事，并且发出感叹：教育界、学术界作伪之风不是个别的，在学风败坏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青年，让他们“一行作吏”，就有可能欺上瞒下，贪污腐化，让他们从商，就可能不顾诚信，唯利是图；让他们从事工业、农业，就可能伪造成绩，以少报多。“这种危害性不可低估”。
　　王越曾写诗说，神州处处话“陶研”。这该也是王越时时处处提及陶行知的原因吧。

　　百年犹旦暮忆说三大师

　　眼前的王越老人偶尔也静一静，也不抬眼，仿佛陷进了对过去的沉思。那是怎样的故人，那是怎样的过从———陶行知、陈寅恪、吴宓、马寅初、梁实秋、冯乃超……

　　陈寅恪:应周总理之邀入政协

　　王老说，解放后当时他担任中大教务长，赫赫有名的陈寅恪教授就在中大。1953年，广东文教厅厅长杜国庠要访问陈寅恪，先托王老征求他的意见。陈寅恪平时不轻易接见客人，但知道杜先生是个学者，所以同意见面。杜先生代转全国政协希望陈寅恪担任常务委员的意思。陈寅恪考虑片刻，表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接受这个邀请。杜先生说，并不是要求他每会必到的。陈寅恪直截了当地说，全国政协中有一些熟人，每次发言，对政府歌功颂德，言过其实，我就把收音机关掉了，只有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较为实事求是。杜先生告诉他，这次请他参加政协就是周总理提出的。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就与周恩来认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先生去世后葬在西湖边，解放初期杭州市政府进行建设，要迁走这座坟墓，陈寅恪致信周总理请求考虑。周总理对杭州市政府有所指示后，这座坟墓得以保留，因此陈寅恪对周总理有良好印象。陈寅恪回心转意，答应担任政协常委。王越说，根据他和陈寅恪先生的交往，他认为陈寅恪的立身处世是爱国的，194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通过胡适等人，邀请陈寅恪从北平南下，不久南京解放，胡适等人要他赴香港、台湾，但陈寅恪坚持留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他对人说，“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王越写了几首诗，悼念这位学识超卓的大师。

　　吴宓：后悔当初不留中大

　　王老1930年代初就与吴宓在北平时相过从。1948年，吴宓应中大校长之聘，担任客座教授。王越劝其长留中大，吴宓颇踌躇。那时候吴宓为家庭婚姻问题困扰，生出家的念头，要王越带他到六榕寺参禅。1961年吴宓到广州访问陈寅恪，临别陈寅恪赋诗，不禁洒泪。1963年，王越到重庆，乘便拜访了吴宓，吴宓对他喟叹，后悔当初不听劝告留在中大，这样便能够与陈寅恪盘桓，并兼任暨南大学的教学工作，施展自己所长。当时教学人员不经领导同意不能自由调动，所以他只能望洋兴叹。而王越也是爱莫能助，唯有相对叹息。
　　

       梁实秋:一段未了心愿

       王越与梁实秋的交情甚深。1948年冬，梁实秋南下广州执教中山大学。全家住在广州文明路平山堂的简易宿舍，王越住在附近的北轩。王越和梁实秋会面会谈些中国诗歌，他发现梁实秋对杜甫的诗篇非常喜欢。1949年，广州临近解放，梁实秋到了台湾。1958年，王越离开中大，到暨南大学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来，梁实秋的儿子梁文骐受聘暨南大学，任教于数学系，由此对梁实秋在台湾的情况有了了解。1980年代中期，梁实秋思念大陆，探视故乡，给王越手书了一首杜甫的五律：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尤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记者在王家看到，梁实秋的手书就挂在客厅。当时王越再三展看，随后跑去找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陈说梁实秋的想法。这位负责人认为梁实秋是著名学者，其要求需要请中央统战部考虑。报告上级后，据说须梁实秋直接申请，才能办理。事情就此暂时耽搁了下来，谁知道一年后，梁实秋就在台湾逝世了！王越深为惋惜、遗憾，写了这样一首诗以表衷情：杜陵江汉思归客，一片哀思寄短笺。谁意绵绵千载下，白头游子献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