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市中华门外的雨花台，为了缅怀先烈，建有“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位贵州人民的优秀儿子牺牲于南京，他的鲜血染红了雨花石。

　　周国荣（又名邹伦），贵州仁怀人。在外公周家姊妹中，他排行第三。故乡里的长辈们，都叫他周老三。外公7岁时入私塾，1925年，他与胞弟周林(曾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进入仁怀县第一两级小学就读。1927年春，周家三兄弟一齐考入遵义省立三中。在这里，前任校长黄齐生在学校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学校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氛围浓厚，周国荣在此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外公年轻时就展露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潮，这也为他以后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追求进步思想打下了基础。1928年到1929年，仁怀县教育科和仁怀县第一两级小学的负责人邀集仁怀在遵义、贵阳读书的学生建立“仁声话剧团”。外公负责编导，所写剧目多数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反对封建礼教的内容。那时，社会鄙视艺人，尤其瞧不起扮演女角的艺人，但是，外公一改世俗之气，在剧目中主动扮演女角。这个剧团的活动针砭时弊，破旧俗，立新风，外公多才多艺，成为骨干力量。

　　外公1930年应聘到城区小学教书。就在这年暑假，外公和同乡王秉钧、刘登矫结伴离开家乡，前往北平，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也就在这一年外公与外婆结婚，外婆次年生下了我的母亲周珍强。外公的一去不返也是我们这个家庭永远的痛。

1931年8月，外公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受先期到达北京参加革命的陈曾固、陈沂和胞弟周林等人的影响，参与组织“贵州同乡会”、“贵州青年同盟”，创办《贵州青年杂志》，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经李光勋、凤光辉等人介绍，周国荣、周林兄弟参加了北平“反帝大同盟”，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1932年，外公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发行部长，负责发行党内文件、宣传资料和传单。在白色恐怖下，他化名邹伦，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1932年底，蒋孝先任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血腥镇压抗日活动。北平抗日群众团体遭到破坏，进步青年学生惨遭镇压。随后，外公奉命到北平附近的门头沟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外公调回北平，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印刷科长，与组织指定的张英假扮夫妻，租房住家，负责油印标语、口号等宣传品。是年10月，外公暴露了，被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三团逮捕入狱。

　　1933年11月，外公由北平押送南京。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审判官试图从理论上征服他，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据理力争，并当面驳斥审判官拒绝承认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坚持自己参加共产党抗日救亡无罪。最后，外公被判刑八年，送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他在狱中写给我大伯公周梦生的明信片上，寥寥数语，叙述了他被捕、受审的过程。大伯公周梦生记得最牢的一句是：“要我反省，除非太阳从西方起来。”铁骨铮铮，宁死不屈。

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由上海专程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他在押时被严刑拷打，身体遭受摧残，枯瘦如柴，两目昏暗，步履蹒跚，脚戴重镣。他边摸边问：“哪一个？哪一个？”韩念龙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痛心疾首低声道：“我的身体不行了！”最后，外公的身体被折磨得连笔都不能提了，写信也请难友代笔，国民党当局视他为死硬共产主义分子。

至于外公到底如何死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他可能被折磨死于狱中，也可能在南京沦陷后死于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之下。但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他的烈士身份得到了政府的确认，并成为南京雨花台烈士。

　  从1932年入党到1933年被捕，外公只有短短的一年革命生涯，但是在这一年里，外公怀着对革命的信仰，舍下了家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献出了自己执着的革命热情，犹如闪电照彻寰宇的精彩一瞬。他的精神，会如同他被镌刻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上的名字一样，永远被我们后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