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01-03  来源：惠州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黄敏　　

[摘要]在近代历史进程中，东江籍人士以炽热的爱国精神和革命行动为辛亥革命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他们加入革命组织，从事舆论宣传，募捐斗争经费，进行武装起义，参与武昌革命及东江光复，扞卫共和大业，凡此种种，均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后人铭记。
　　[关键词]东江人；辛亥革命；爱国；献身
　　[作者简介]黄敏，惠州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惠州516015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2—0147—04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纪元，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光彩的一页。而在这场革命中东江籍志士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像郑士良、邓子瑜、邓铿、陈炯明、廖仲恺、王和顺、李文甫、罗仲霍、林冠慈、蒋光鼐等闻名遐迩的人物。下面笔者拟根据收集的资料，对此稍作探讨。
　　晚清岁月，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将不国，为了自救，不少东江人士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一、加入革命组织，聚集革命力量
　　出于对祖国刻骨铭心的关怀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东江志士不能容忍祖国备受欺凌和沦为贫弱，当时他们纷纷加入以天下为己任，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把爱国和救亡结合起来，在聚集革命力量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
　　早在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归善安墩人林海山就成为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时，归善淡水人郑士良就是总会重要负责人，参与修订《兴中会章程》，并成为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的得力助手。曾与孙中山、陆皓东在广州等地建立分会，1899年又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设立机关，联络三合会众，扩大革命队伍，并参与组织“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为革命力量聚集尽了不少力。
　　1905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根本目的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陆续又有大批东江有识之士参与。其中归善人廖仲恺还被推选为同盟会外务部干事，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而林海山则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安南分会会长，归善新庵人翁式亮则出任同盟会暹罗曼谷分会会长，归善人官文森则成为马来亚雪兰莪州同盟会负责人。当时抱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心态而加入同盟会的东江志士相当多，其中较有名的还有归善人林冠慈(红花岗四烈士之一)、张可廷(少将)、林振雄(东江警备司令)、练演雄(师长)、钟鼎基(少将师长)、黄公柱(中将)、骆风翔(惠州警备司令)、邓演达(国民党左派领袖)、张友仁(全国政协委员)、叶匡(吴淞要塞司令)、严德明(惠州督办)、何友逖(省侨联副主席)；博罗人李文甫(反清志士)；海丰人陈炯明(广东省长)、陈其尤(致公党主席)、陈演生(致公党秘书长)；和平人徐傅霖(民社党主席)、徐飞(“国大”代表)；紫金人温带雄(反清志士)；东莞人王光海(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王应榆(梧州警备司令)、冯次淇(中将)、刘纪文(广州市市长)、李章达(民革中央秘书长)、林绍棠(长洲要塞代司令)、蒋光鼐(抗日名将)、王宠惠(国务院代总理)等。
　　二、开展募捐，资助革命
　　革命需要经费，经费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因而辛亥时期，不少东江籍志士对捐款助饷，支援革命颇为诚挚热心，而且事迹感人。他们纷纷将自己多年积蓄捐于革命事业，为此缺衣少食也在所不惜。尽管东江人捐款具体数目现在已难以精确计数了，但事实则是确定无疑的。当时归善人陈经曾慷慨将家里积蓄多年的家产变卖用以支援辛亥惠州起义；河源人欧阳铁庵则变卖祖田，购买枪支弹药，组建讨袁军，参与反袁驱龙之役；而东莞人林直勉为策动广东新军起义，更是倾家以助，毅然把个人分得的铺位、田产全部卖掉，得2万两白银，献给同盟会南方支部作为活动经费。寓越南的东莞人叶汝寿则把自己多年来卖芽菜所得全部献出来。事实上，辛亥时期，东江似这样倾其所有、毁家报国者不在少数。1911年6月当孙中山来到美国旧金山筹款时，当地惠州会馆华侨立即捐献3万元港币给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6年为了资助讨袁驱龙运动，各地惠侨更是不甘人后。据《惠州华侨志》载：当时马六甲、雪兰莪的吉隆坡、森美兰的芙蓉、霹雳的怡保、新加坡等地惠州会馆共捐100万港元，美洲的惠州府籍华侨、澳洲的惠州府籍华侨共捐200万港元[1](p50)，令革命党人深受鼓舞。‘ 与此同时，为了给即将发动或已经发动的武装起义提供物质基础和帮助，辛亥时期，不少东江人士还往来奔走，积极筹款。譬如邓子瑜赴南洋为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起义募捐经费；徐飞、林善儒到南洋筹措讨袁军饷；林海山往越南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戴子良发动华侨募捐支持光复后的广东革命政府即是例证。
　　三、从事舆论宣传，力图唤醒国人
　　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不少东江人士觉醒，他们认为国家的唯一出路在于革命，而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又直接影响到事业的成败，因而他们相当重视革命宣传，或猛烈抨击清廷的腐朽无能，或沉痛而激昂地警告豆剖瓜分的危险即将到来，或如泣如诉地叙述民族的灾难，或愤怒地控诉列强的种种罪行，或直接倡言革命。
　　归善白花人罗仲霍在槟榔屿任报刊主笔时，就连续撰文，揭露清政府的卖国嘴脸和列强的侵华事实，要求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表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民主主义思想。他呼吁侨胞支持孙中山革命，以振兴祖国，号召海外赤子踊跃捐献，以尽国民的责任。在他努力下，槟城《新报》成为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之一，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惠东人林海山加入同盟会后，在美获埠同德栈创办了发行于东南亚各地的《民报》，亲任主编，并在报上撰文介绍革命纲领，传播孙中山的主张，灌输反清理念，扩大革命派在南洋的影响。他指出，“因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我们必要倾覆清政府，建立民国，实行共和，使祖国富强独立，不受外国帝国主义欺凌”，并“恳请海外华侨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鼎力支持”[1](p204-205)。
　　博罗人李文甫出任《中国日报》经理兼主持《时事画报》笔政期间，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他认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危如累卵，中国非革命无以自救，爱国必须革命，救亡必须反清。因为腐朽的清廷是导致国家贫困落后、衰败危殆的总根源，已成为民族的最大灾难，中国要打通走向富强之路，长存世界，只有起来打倒这个反动的封建政权。否则国家民族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本文原文
　　东莞人莫纪彭主编《东莞旬刊》期间，提倡民族主义，灌输民主意识，斥责清廷腐败、列强侵欺，鼓励同胞振兴民族精神。而东莞人王宠惠则在日本用英文为《国民报》撰写时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保皇派针锋相对；在美国协助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了对外宣言《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劝说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给以道义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2](p32)。
　　除了上述几人外，归善人廖仲恺也在1905年至1908年前后，以“屠富”、“渊实”等笔名，在《民报》发表大量译着，向读者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土地问题理论，介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诸流派及其学说，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宣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进人物之一。
　　四、进行反清起义，致力武装夺权
　　“爱国贵在实行。”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使下，当时不少东江志士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把忧国忧民之情化为实际行动。他们联络会党，策动清军，披坚执锐，赴汤蹈火，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推动反清革命，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早期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反清斗争中，到处可见东江人的足迹。
　　归善人郑士良参与筹划了1895年广州起义，负责发动三合会众；廖仲恺协助谋划了1907年的饶平黄冈起义；林海山参与领导了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永安志士陈伟湘联合洪门发动了1908年的永安古竹起义；东莞人李文甫、林直勉参加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
　　而三洲田起义及七女湖起义，更是发生在惠州，领导者和参与者均是东江人。1900年10月8日爆发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又称庚子革命)，多次击败清军，打响了20世纪反清革命的第一枪，获得了孙中山极高的评价：“经此次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矣。”[3](p235)而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归善人郑士良(孙中山同学，惠州三合会首领)；义军中英勇善战、独断一面的人物是归善人林海山、杨发，他们率众攻占镇隆，生擒归善县丞兼清军管带杜风梧，击溃清提督邓万林部，所向皆捷；博罗人邓子瑜是郑士良左右手，他负责联络惠阳、博罗等处会党响应；另一博罗人梁慕光是孙中山、郑士良部署在博罗的义军首领。三洲田起义爆发后，他聚众千人，围攻博罗县城，并派出一小队直扑惠州府城，壮大声势；而归善人曾捷夫则是孙中山派向义军传达撤退命令的主要人物。以上诸人均在这次起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1907年6月2日爆发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一度攻占邻近多处地方，沉重打击了清廷在当地的统治，后因孤军奋战，外援不继，被迫自动解散。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受孙中山委派的博罗人邓子瑜(民主革命先驱)、陈纯(绿林之雄、会党首领)。主要参与者是东江一带的会众，包括归善高潭“三点会”领导人朱云石，秋长人叶匡等。
　　至于1911年4月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更有一大批东江志士参与，不少人还用鲜血谱写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壮丽诗篇。归善白花人罗仲霍随黄兴攻打督署时伤足被捕，缚于庭柱，痛斥敌人而英勇就义；博罗人李文甫进攻中受伤，转战至大北门被俘，宁死不屈，在刑场上从容自若称：“大丈夫能为推翻鞑虏而死，死而无憾。”最后引吭高歌《满江红》而壮烈殉国。永安人温带雄、海丰人陈潮战死疆场，成为忠肝义胆为革命、血沃黄花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东莞人莫纪彭则亲率志士，扑攻两广总督衙门，占领观音山阵地，浴血杀贼，巷战达旦，仅以身免。
　　尽管东江人参与的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志士们在起义中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却起到了打击敌人、振兴人心、促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作用，其意义不容忽视。
　　此外，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些东江志士不顾安危，采用暗杀手段以助革命。如“支那暗杀团”成员、归善人林冠慈、陈敬岳刺杀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即是一例。
　　五、参与武昌革命，领导东江光复
　　坚冰既已破裂，江水奔腾向前势在必然。1911年10月10日，激动人心的武昌起义爆发。在这场激烈的搏斗中，东江人士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少人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东莞人蒋光鼐作为卫队随黄兴参与了武汉阳夏之役。博罗人谢婴白初为湖北都督府军务部督战员，后随军转战汉口、汉阳。1912年，随黄兴赴上海，任光复军的前队长。归善人叶匡在此际潜归上海，先被沪军总司令李燮和委统炮队，驻守江南制造局。旋至武汉，率军与清兵战于蛇山。继赴九江，与李烈钧等胁降海容等驻浔诸舰艇。而归善人黄公柱、林振雄、邓演达及东莞人李章达等也直接参与了武昌起义，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立下战功。
　　至于在响应武昌起义、光复广东各地(特别是东江一带)的战斗中，东江人士更是积极的参与者，起到骨干的作用。
　　191 1年秋，根据布置，东江革命党人分赴各地组织民军起义。旧历九月，陈炯明、邓铿到淡水，曾国琮到陆丰，邓伊臣、刘定叔到海丰，赖仲壁、周锋赴紫金，李子先、欧阳俊往河源、龙川；廖容、廖肃人连平和平，丘耀西、梁镜球人搏罗，王慎堂到增城、龙门。很快各地捷报频传。
　　1911年11月1日，陈炯明、邓铿率民军在淡水起义，组织“循军”，直逼惠城。同时，在海丰起义的王和顺也组织“惠军”，投人光复惠州之役。在陈炯明策动下，驻扎飞鹅岭的清军洪兆麟营倒戈起义，迫使清提督秦炳直于11月9日与知县阎梦谷、知府徐书祥献城投降，惠州胜利光复。11月17日，陈炯明被推为广东副都督，29日他率“循军”抵达广州，开始了在粤叱咤风云的岁月。
　　几乎同时，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半个月之间东江各县也相继光复。11月1日，邓伊臣、刘定叔率同盟会革命军和武装学生、农民进入海城，成立海丰临时政府，邓伊臣为县长，海丰宣告光复。11月8日，周锋率革命军千余人抵达永安，知县王宾闻讯弃城逃跑。9日，周锋率队进城，然后与当地革命军合作，肃清境内清兵，光复永安(今紫金)，游克桢任县长。11月10日，陆丰同盟会组织民军在大安等地起义，进攻碣石卫城，迫使清总兵投诚。知县沈秉鉷见各地为民军所占，遂在县城宣告独立响应。同月，丘耀西、陈洁、梁镜球率民军分数路进攻博罗，迫使守城清吏投降，博罗光复。欧阳俊等率民军光复河源、龙川。廖容率民军占据和平县城。王慎堂等组成增、龙二县联合民军营，光复两地。
　　正是在东江志士与全国各地志士的努力下，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被推翻，中国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曙光。
　　六、投身护国诸役，扞卫共和大业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中华民国政权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为了扞卫革命成果，不少东江籍志士又投入了战斗。 参与政权建设。辛亥革命后，政权草创，困难重重，但不少东江人却忠诚为国，迎难而上，积极参政议政，为维护共和大业奋斗不已。廖仲恺先生在广东光复后，出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财政司副司长、司长等职。他先后采取了多项行政和经济措施，维持纸币流通和稳定市面金融，为解决广东财政困难、稳定大局和建设新政权呕心沥血。而陈炯明出任广东代都督、广东警卫军总司令、广东绥靖处经略期间，则在振兴实业、兴办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素质、加强社会治安、参加护蒙运动方面颇有作为。至于惠东人林海山就任东江水陆军务督办和行营绥靖公署主任时，则颁布实施了普及教育，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等众多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法令，具有民主革命的精神。
　　参加“二次革命”。1913年宋教仁案真相大白，举国哗然，东江革命党人又纷纷投入反袁“二次革命”中。莫纪彭、黄侠毅等创办《讨袁日报》，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违反宪章、背叛民国的罪行。廖仲恺至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陈炯明则在广州宣布广东独立，武力讨伐袁世凯。叶匡到上海参与讨袁之役，任吴淞要塞司令，与敌力战。蒋光鼐、李章达赴江西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讨袁之役。
　　“二次革命”最终失败，但东江志士毫不气馁，继续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而不懈地努力。廖仲恺追随孙中山流亡到日本，开展救国宣传，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就任财政部副部长，还多方设法筹款支持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军。而紫金人李荣泰则接受孙中山指示，于1914年8月组织“讨袁军”，自封大元帅，并邀集陆丰、惠阳、博罗等地人士联合行动。
　　参加护国斗争。随着袁世凯窃国行径加剧，为了扞卫共和，不少东江志士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护国运动。1915年徐傅霖返国通电反袁，在上海创办“政治学会”喉舌《中华新报》并任主笔，声讨袁世凯罪行，力持正义。王宠惠则断然拒绝袁世凯的收买，不肯为帝制鼓吹，称：“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2](p32)尔后他在上海积极策动反袁的斗争。1916年1月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组织“共和军”，与支持袁世凯的龙军展开激战。1916年4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回国，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并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同月，邓仲元从香港到增城，主持东江起义，打出反袁讨龙旗帜，就任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指挥中华革命军与拥袁部队展开激战。
　　事实上参加护国斗争的东江人士相当多。据《惠州华侨志》称：当时南洋惠州府籍就有500多名华侨，回东江参加广东中华革命军，助邓仲元作战，“皆有战绩”[1](p50)。他们均为推翻帝制、扞卫共和作出了贡献。
　　七、结语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程中，东江人士是有功的，其地位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晚清时代，中国主权日削，国土日蹙，列强环伺，虎视鹰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此艰难处境下，大批东江志士不甘心坐待列强纷至沓来的宰割，不甘心静观清政府一块又一块出卖本已破碎的山河。为了拯救祖国，改变命运，谋求富强，他们知难而上，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前仆后继，奋斗不已。无论是加入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筹款捐献，或是开展武装起义，投身辛亥光复，还是参与新政权建设、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均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推翻清廷统治、建立民国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功勋，其英名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昂的民主主义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奋斗精神，英勇无畏，“以死报国”的献身精神(譬如博罗人李文甫、惠东人罗仲霍被捕后视死如归，将一腔热血化作惊醒同胞继之而起的雷鸣，其浩然英气，足为后死者楷模xinhai.org)，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惠州华侨志编委会．惠州华侨志[C]．惠州：惠州市侨联出版社．1998．
　　[2]张磊．东莞奇人录[M]：北京：中华文化出版社，1994．
　　[3]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编辑：石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