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许世旭先生

每逢四合薄暮时，我挥着马棒

风衣飘飘地带领“四条汉子”

解渴解颜，对酒当歌之后

就把踉跄身影印给泥路上的

那师生一伙的幸福岁月。

吠日的地方做客好

坡下有清瘦的高个子站着

供我一个夜也吃不饱的火锅。

——许世旭：《怀北碚》

许世旭（1934—2010），韩国任实人，1960年留学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8年回国任教于韩国外国语大学和高丽大学中文系。40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史，长期以中文和韩文从事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和诗集。与痖弦、纪弦、郑愁予、洛夫等人交往密切，是韩国最富盛名的汉学家和汉语诗人。

许世旭先生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曾多次到研究所授课、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与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1990年，吕先生就邀请许先生到中国新诗研究所给研究生讲授了一学期的文学史课程，那段新鲜而奇异的异国教授生活成了许世旭今生不需要想起也不会忘记的珍贵记忆。2004年金秋九月，许世旭先生应邀请再赴重庆北碚参加“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故地重游，九月的桂花香味和皎洁的月光让他依稀看见了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一段挥之不去的情愫成就了这首《怀北碚》。如今，许先生年已驾鹤西去，“四条汉子”早已离开北碚，那个宴请他火锅的“清瘦的高个子”也已过耳顺之年，但他们的友谊在流年中却弥久更新。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成员，2008年，在我准备出发到韩国讲授一年的汉语之际，“清瘦的高个子”嘱咐我一定代表他亲自到首尔拜望那个“风衣飘飘”的“马帮头子”。

我到韩国后，总希望能早点见到许世旭先生，一方面完成吕先生的心愿和嘱托，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向这位资深的韩国汉学家交流学习。我工作的韩东大学座落在韩国东南部的工业城市浦项（Pohang），由于国际知名的钢铁公司POSCO的缘故，它堪称韩国的钢铁之都。从这里坐大巴车去首尔需要4个半小时，乘飞机40多分钟，大概相当于重庆到成都的距离，但在韩国却是超远距离的旅程。加上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我最初一个月感到寸步难行，因此只能把去首尔见许先生的事往后拖延。4月份下旬，韩国某公司资助韩东大学的外籍教师和留学生到首尔、北部江华岛以及世宗陵园等地旅游，首尔是这次旅游日程表上的最后一站。于是我决定旅游完后不急着随队返回，单独去拜访许先生。但没有料到的是，我们的行程由于交通问题而被迫中途改变，最后一站是韩国的“松坡陶瓷中心”，我只好跟着团队遗憾地回到了学校。现在想起来觉得很狼狈，我背着吕老师送许先生的“茅台”从南到北横穿了整个韩国全境，而且是来回两趟，最后仍然没有把“礼”送出去。

来韩国的时间长了，和许先生几次电话联系后，我决定5月24日去拜访他。许先生对我的到访很在意，多次电话咨询浦项到首尔的车究竟在什么地方停靠，他知道我不会说韩语，也读不懂韩语路标，担心我在这个拥有韩国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都市里迷路。23号晚上，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一再提醒我出发前和到达后给他打手机，他好到车站来接我。韩国的手机绑定了身份证，我刚来时因为没有办理好临时身份证而不能使用手机。那晚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怎么和许先生联系，想想后觉得总会有办法的，就安心地睡了。第二天在去首尔的车上，我和邻座的年轻人聊了起来，他毕业于首尔国立大学，曾在美国驻韩部队服了两年兵役，所以英语很好，交流没有多大障碍。熟悉之后，他自然乐意将手机借我使用，使我到达首尔高速车站后几分钟就见到了许先生。

许先生戴着礼帽，精神抖擞，见到我后非常亲切。他的公寓在南部车站附近，赶乘两站地铁就到了。由于我当天要赶回浦项，和他相处的时间只有3个多小时，许先生精心为我安排了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我们首先去一家地道的韩国餐馆儿吃饭，人口密集的首尔使这家餐馆在周末生意兴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安静的靠墙的位置。席地而坐后，许先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点好了饭菜，省去了点菜时礼让的时间耗费。很自然地，好客的他为我点了这里最好的饭菜，我的饭碗前围了四五碟菜和一小锅肉，他自己却说天热只吃了碗冰面，我贵宾的待遇通过餐具数量的对比就凸显出来了。吃完饭后，许先生带我去参观首尔艺术中心，这个中心由首尔歌剧厅、书法艺术厅、传统的古典音乐厅以及绘画厅等构成，韩国艺术学院也在其中，规模十分宏大。我和徐先生在号称东方最大的歌剧厅前合影留念。站在艺术中心的最高处，可以看见许先生的住房，他家在20层楼上，他说这个高度足以让都市的繁华从他眼前消失，从书房望出去就只有这个艺术中心和山峰，看来惟有高雅的艺术和自然的风光才能在他的心里长驻。那天首尔特别热，许先生穿一件T恤仍然汗流满面，我们走马观花地浏览了艺术中心后就赶快离开，许先生说我老远来看望他，无论如何都要留出时间到家里坐坐。

许先生住在现代化的电梯公寓里，刚到家门口，他就忙着叫夫人出来迎接客人。在他的影响下，一家人都会说汉语，我每次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不管是他夫人还是女儿接电话，只要知道我是中国人，都能说上几句中文。因此许先生的夫人出来很热情地用汉语对我连说了几个“你好”。他们的房间布局很好，收拾得井然有序，要在首尔买下这样的房子绝非易事，但许先生说吕进更会理财，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吕先生都有两处住房了。我笑着说，对于你们俩的学术成就而言，住再大再好的房子都是应该的。许先生说我是目前为止中国新诗研究所师生中唯一到过他现在这个家的人，即使是吕进也只是到过他以前的住处，我自然感到幸运。许先生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到阳台上，要我欣赏和享受他平日里看得最多也最喜欢的风景：眼底下的艺术中心和不需抬头即可对望的青山，但我没有许先生那样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参悟能力，也没有他那样的人生境界，所以眼前的景物尽管叫我惊叹，但不是先生眼中的模样。许老师的书房对着青山，他说他已经把自己的1万多册书捐赠给了母校韩国外国语大学，眼下就只能送我四本作品集了：三本诗集，一本散文集。其中两本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得到的是最后一本，我很高兴能得到许老师赠送的书，说回去后一定仔细拜读学习。临别时，我和许老师合影留念，他特地选择了以台湾好友楚戈赠送的腊梅画为背景，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只因心中有爱，便不得不书情画性的开放。”我理解先生的用意，只要心中有爱，我们便会不期而然地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相遇，生命之花也因为彼此的爱意更加美丽动人。

    对我来说，拜访许老师最大的收获是一位资深的学者用他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经历，使我在诸多方面得到了启示，比如怎样建立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怎样确立文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等等。我问通过他的学术经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在学术道路上最应该注意什么？他说年轻的学者一定首先要对整个文学历史和文学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可能选定合适的研究对象，使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之后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详细的考察分析，不放过任何相关的细小信息。即许先生所说的“两镜理论”：一是学者要有望远镜，才能够高屋建瓴地选择研究对象，从全局出发而不至于偏失；二是学者要有显微镜，才能够细致全面地对研究对象作出深刻的分析。为了说明该方法，他问我清朝为什么会在北京修建宏伟的宫殿，我说是国力强盛的表现。他分析说，应该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清朝在康熙乾隆的时期虽然国力强盛，但依然有外族入侵，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因此修建宏伟宫殿的目的是为了镇守北方，巩固江山的长治久安。许先生告诉我，文学研究是“对人的研究”，一定要和作者本人联系起来，作品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表达这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反应等等，都和“人”自身的生活和情感经验密不可分。他举胡适为例，说胡适之所以迫切地选择赴美的最初动因不是吸收西学的愿望，也不是文学变革的宏愿，仅仅是对自己婚姻生活的逃避，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准确地把握他新诗中的许多篇章。

许先生还和我谈到了学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认为学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要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学术兴趣。我对此深受启发，这与我之前的学术研究目的完全不同，我认为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发现和梳理问题，传承人类的知识，客观上使自己具备评职称的资格并通过考核。我敢肯定，如今中国大部分学者的学术价值观念与我没有两样，甚至有的比我更加世俗化，在名利的驱使下剽窃他人成果或复制自己成果的现象并不鲜见，功利化的学术价值观念破坏了今天的学术环境，降低了学术成果的质量。许先生说如果做学问功利化了，论述和结论都会显得十分牵强，有时还会出现观点错误。我想，这些谈话不仅使我深受启发，而且对每个年轻的学者来说都是一种鞭挞和促动。

这次在首尔拜见许世旭先生不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之间我们曾在我工作的新诗研究所见过两次，原本也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时间给我们重逢的机会。许先生送我到地铁站的时候，我问他什么时候再到中国新诗研究所，他说吕进先生希望他2009年参加“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我当时也觉得他会赴约的。08年下半年，我到韩国东亚大学工作，夫人在我回国前的1个月来釜山，我特地叫她给许老师带了中国的茶叶，决定去首尔游玩的时候一起去拜见他。但首尔是东方的大都市，在寒冷的季节里，我俩在大街小巷里乱窜，却腾不出时间去看望许先生，现在想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机缘真有宿命的安排，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很遗憾地错过了与先生见最后一面的机会。我和夫人回到釜山后，把没有送出的茶叶通过邮局寄给了许先生，然后从釜山经上海回到了中国。许老师生前原本也有机会来重庆的，他是个仗义的人，知道09年是吕进先生的70大寿，决定赶来祝寿，因为当时恰巧他的老朋友洛夫在湖南家乡举行一次与他的创作有关的学术会议，凭与洛夫的交情以及学术地位，他不能不参加。之前，他曾多次打电话给我，询问从湖南衡阳到重庆的汽车路线，我上网查实后电话告诉了他，他到湖南开会期间还打电话给我，询问吕进先生的生日安排事宜。但最后因为时间安排出现了差错，他又放心不下韩国国内的学生和工作，因此遗憾地从湖南回到了韩国，从许先生的角度来讲，他很遗憾地错过了与吕先生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

惊闻许世旭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实在难以接受，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在脑海中翻转。记得在韩国的时候，先生总会隔三差五地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情况。我曾交给先生一个“任务”，就是希望他阅读诗人王久辛的长诗《狂雪》，然后从韩国人的立场来谈谈此诗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他几天后就打电话过来，说是要主动完成我布置的“作业”，言辞铿锵有力，观点独到深刻，我当时惊叹，他真不愧是汉学家和汉语诗人。回国后，许先生也曾多次给我打来电话，一开口便是“?????”，我马上回过话去“许老师好”，他就笑着问“你怎么知道是我？”然后就进入电话的正题，这也可以见出先生的幽默与风趣。去年他曾专门打电话给我，说知道新诗所发展的一些变化，叫我要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挑战，我当时十分感动，觉得和许老师是不可多得的“忘年交”。

许世旭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钟爱的诗歌和文学研究。回想起来，我现在觉得有一事对不起先生，那就是我没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仔细拜读并品评他的汉语新诗，通过诗歌和他进行一次亲密的情感交流和思想交换。看着书架上摆放着的许先生的散文集《城主与草叶》、配画诗集《雪花赋》、翻译诗集《乡愁》，以及最新出版的诗集《一盏灯》，看着他在书的扉页上签的名，眼前不禁又浮现出许先生和蔼的形象，耳畔又回响起他洪亮而亲切的话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