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排遣的怀念

  邹广文

9月10日清晨6点，远在大洋彼岸波士顿的我起床洗漱完毕，习惯的打开我国内用的手机，好友余兄发给我的一条短信让我惊呆了——“你的大学同学邵腾因遭遇车祸与今天上午10点在上海去世”。我本能的看一下手表，波士顿与国内的时差是12小时，那应该是我这边昨夜10点发生的事啊！震惊之余，来不及多想，我马上电话联系国内的兰大同班同学，告知他这一消息，并托他迅速把这消息通知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我知道今天是国内的教师节，邵腾兄怎么就这一天走了呢？

作为同班同学，大学时光的我与邵腾兄私交并不是特别深。细想起来，这可能源于我和邵腾都属于不谙世事、个性孤傲的一类。平日里，学习几乎填满了我们的时空。那时的他留给我的最清晰印象就是一清瘦的白面书生，他常常身着一件蓝色的中山服，外衣里面所穿的衬衣假领漂洗的雪白（据说这种衬衣假领是经济困难时期上海人的发明，后来风靡全国）。记得我们曾经因为一些学术或社会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从中我感到他的率真坦诚和愤世嫉俗。但争论的结果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也许是我们彼此的个性使然。1983年我们大学毕业，同学天各一方。赶上“清污”的政治气候和计划分配年代，我们那届学生总体分配得均不理想。我侥幸考上了吉林大学继续读研究生，邵腾则被分配到了镇江的一所高校任教，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看来又是他的孤傲个性成就了他的“现实”。

与邵腾兄更多的交往是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同属于“教书匠”且都在固守着“贫困的哲学”，共同的话题自然就多了起来，在学术上可以说大家彼此相互勉励前行。在电话里，我们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去同济大学开会，因会议时间仓促我无法抽身，邵腾讲完课匆匆赶到会上，我们也是在学术的探讨中完成这次老同学的会面。我们的探讨还促成过一次学术成果的诞生——我们合作完成的论文《宗教批判对马克思理论形成的作用》发表于2004年第1期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而今网上翻检这篇文章，不禁悲欣交集——这篇文字竟成了我与邵腾兄学术交流的永恒记忆！

邵腾兄尽管生活环境困难（工作调动后，夫妻常年奔波于镇江、上海两地），但仍然以坚韧的毅力在职读完了博士学位。他的一些学术见解也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遭遇车祸，未来的10年将是邵腾的学术建树的黄金时期。

2003年是我们大学同学毕业20年，班里同学相约返回母校兰大欢聚。20年的时光，我见到邵腾的第一感觉是他“发福”了，和大学时光的邵腾对比几乎判若两人。常言道心底无私、心宽体胖嘛。其实不光邵腾，其他同学的变化也非常大。无情岁月催人老，记得兰大分手时我们相约10年后再相聚，谁能想到邵腾兄就这样带着一腔的学术抱负走了呀？！

国庆前夕，我结束哈佛大学的访学回到国内。近20多天的时光里，邵腾兄的影子时时浮现于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昨日接到邵腾夫人的电话，追悼会将于10月17日举行——谢天谢地，邵腾兄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刚刚调整过来时差，匆匆记录下萦绕于脑子里的思绪，权作对邵腾兄的缅怀。接下来，我要赶紧打理掉手边的杂事，抽出身来赶赴上海龙华，送邵腾兄一程。但愿天堂里再没有宝马车的横行，让我们的好兄弟信步徜徉在广阔无垠的永恒时空之中，继续他的“形而上”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