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5日，我们最尊敬的老师、我国著名的内科学、传染病学专家和教育家王季午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王教授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和传染病防治研究奋斗了70余个春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学好医学基础是学好临床的根本

         王季午教授经常结合自己以往在大学读书时的深切体会教育我们，他说学好医学基础是学好临床的根本。他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时，课程十分繁重，仅基础课就有20多门，课本、老师讲授、学生做习题全都是用英文。他深晓大学普通基础课的根基必须打得扎实，以后读医学本科的基础课以至临床课才不会发生困难。所以他对各门基础课决不一知半解，力求弄懂弄通，因为根深才能叶茂。在协和医学院，他的全部生活是在宿舍、实验室和病房度过的。每逢临床病理讨论会，他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把学过的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在会上积极发言，认真记录。病房实习时，写病史，作常规化验等，都细心认真，从不敷衍了事，几乎每天要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才去休息。
 王季午先生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毕业第三年被聘为第一住院医师，第四年任住院总医师。在当时的教学医院，尤其是协和医院，住院总医师是业务上竞争最剧烈的职位，只有在业务上及学识水平上出类拔萃的住院医师才能担任此职，而且只有当上住院总医师，才能继续留校工作并出国深造。次年他升为主治医师；两年后由罗氏基金会保送至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城吐兰大学深造，专攻热带病的研究。在这几年里，王教授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20余篇具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美国吐兰大学授予他“名誉讲师”的荣誉，并于1941年成为美国热带病学会会员，时年32岁。

科学研究要锲而不舍，不断创新

         王季午教授从读书时候起就养成了勤奋不怠、寻根究底、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良好科学作风，给他事业上的上进，造就科学成就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30年代，医疗诊断技术远没有今天发达，诊断传染病寄生虫病，通过寻找病原体来确诊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当时我国黑热病流行，王教授根据黑热病利杜体存在于体内各种含有网状内皮细胞的组织和器官，成功地从穿刺周围肿大淋巴结中或从周围血液的巨噬细胞中找到利杜体，避免了骨髓、肝、脾穿刺，提高了安全性和简易性。在血片中找疟原虫，他发现推片快推到载玻片一端时，将推片一端快速提起，就可使比重较大的疟原虫集中在载玻片边缘，以此可提高检出率，屡试有效。在确诊结核性脑膜炎和胸膜炎时，他经常通宵达旦在病人脊髓液和胸水中找寻结核杆菌，获得成功，确诊并明确了患者预后。
        王教授研究黑热病的成果多次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这些论文在国内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在美国留学时，哈佛大学的美国同行称王季午为“Kala azar man”（意为研究黑热病有成就的人），以此赞扬他的研究成果。
         王教授一生勤奋刻苦，讲究效率。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工作很多，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从不中断科研工作，并不断有所创新。1952年在浙南首次证实了钩端螺旋体病在浙江的存在，此后，广东、四川以及全国各地陆续报道该病在各地区的流行。1954年，在浙西首次证实急性血吸虫病流行。于1955年成功采用氯喹和吐根硷合并疗法治愈大批肺吸虫病患者，后来在全国各地及朝鲜推广应用，对当时肺吸虫病的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嗣后在血吸虫病的药物治疗中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他被推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83年以后，王季午和何南祥教授、马亦林教授等热心指导博士研究生，首次证实了乙型肝炎病毒宫内感染的存在；并进行了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实验感染猕猴的研究，获得成功，达国内领先水平。

严谨治校，辛勤耕耘, 培养医药卫生人才

         1941年，王季午教授从美返国在贵阳医学院任教，该院虽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他却以严谨治校著称，在他主持下，学院办得很有特色，享有“小协和”声誉。抗战胜利后，教育部确定浙江大学增设医学院，校长竺可桢深知王先生的为人及严谨治校的作风，竭诚邀请王教授筹办，他欣然应允，被聘为医学院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是年，他才38岁，为当时浙大文、理、工、农、医、师范、法等学院最年轻的院长。一个医学院要筹建起来，并非易事。王教授身负重任，全心扑在筹建事业上。他奔波于上海、南京，向当时的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医药援华会申请教学、医疗、科研仪器设备。他深知大学要办得好，师资质量非常重要，他向全国各地聘任了一批国内知名的教授，如解剖学王仲侨教授、生理学李茂之教授、放射学张发初教授、内科学郁知非教授等来校任教。他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录取新生严格挑选，宁缺勿滥，学制订了七年，学生入学后即加强数、理、化、生物、英文等基础课的教学，实行学分制，提倡自学，独立钻研，学生还可跨院系选课。由于王教授等人的齐心努力，使当时的浙大医学院和全国同类医学院相比，拥有充实的师资队伍，在教学和医疗质量上亦具有较高水平，深得社会赞赏。不出几年，浙大医学院就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所培养的学生，以思路宽广、基础扎实、学风严谨见称。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陈宜张教授及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朱预、原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等都是医学院早期毕业生。
         解放后，王教授继续担任医学院的领导职务，在领导学校教学、医疗、科研工作中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培养祖国的医学人才倾尽了心血。他亲自担任每届学生传染病学的讲授，课前充分准备，做好讲课提纲，讲课时内容丰富，组织严谨，语句简练，重点突出，由浅入深，条理清晰，论述透彻，教学效果很好。他在临床教学中十分重视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把基础知识应用于临床实际，综合分析病情，作出正确的诊治。他的教学态度和方法，一直为广大教师的典范。
         王教授十分重视培养中、青年一代，常把他负责主编的论著，分出一部分章节让中、青年教师编写，在编写论著中锻炼教师，培养人才。对较难写的新、尖内容，如《传染病学》总论中“传染病的实验诊断进展”一节，他帮助作者列出内容提要，一遍遍的修改。平日，他经常审阅《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等的稿件，修改中、青年医务人员的论文，从实验数据正确性到文章写作技巧、文字、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严格校正。这种严谨、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使人深受教育。记得6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绿脓杆菌败血症临床与病理》论文和一篇《钩端螺旋体病文献综述》，洋洋洒洒上万言，参考文献数十篇，自以为是得意之作。送给王教授修改，他说我虽然看了不少文献，写了这么长文章，但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没有抓住最新的研究成就展开来写。这事给我启发教育很深，使我开始懂得科研工作“新”和“深”的精髓。

我国传染病教材的奠基者

         王教授在学术上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对我国传染病的研究，他是我国传染病学教材的奠基者。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的漫长岁月，直至解放后50年代，在高等医学院校没有由我国出版的结合国情的传染病学教材，采用的是外国教材。这种状况，对我国传染病学教学是极为不利的。王教授决心要编写出一本适合国情的由我国出版的传染病学教材。50年代中期，他自编了一本《传染病学》讲义，在原浙江医学院试用，教师和学生反映均很好。随后，他多次主编和修订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传染病学》，为编写适用于国情，反映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大学教材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此外还主编了参考书《传染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卷、《内科理论与实践》传染病篇等教材13部。为了把自己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写下来传授给下一代，为了充分反映国内外的医学先进水平，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看书、写书、改稿件，真是到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
         为了加强对我国传染病的防治研究，早日控制传染病的流行，1954年我校成立了传染病学教研室。王教授很早就意识到病毒性传染病是研究的重点，于1956年派何南祥教授赴前苏联留学，专攻病毒学。1964年，在全国率先创建了传染病研究所。50年过去了，在王季午教授悉心指导下，传染病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1978年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1981年又成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培养点，1984年起连续三届成为省重点学科，1996年被批准为我省第一所卫生部重点实验室，2002年被批准为内科学（传染病）国家重点学科，并列为我国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学科研究成果累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及一大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如今传染病学学科梯队完整，一批以博士生为主体的中青年教师活跃在教学、医疗、科研第一线。
         王季午教授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就要同危害人类的传染病斗争到底！”多么感人心肺、策人奋进的豪言壮语。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和高尚的医疗道德以及在研究传染病与寄生虫病方面的卓越成就，永远是激励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