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　　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
　　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编辑本段出兵济南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治在今山东滨县东北）、棣（今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今河北卢龙）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统女儿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蒙古武士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编辑本段被擒处死　　史天泽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
天泽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