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或许是怕受训者出现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脚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擡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去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没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2010年3月17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