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来，有关“慈禧太后与他的英伦情人”这个话题，在两岸三地不断有人议论，由“太后的情人”埃蒙德·巴恪思(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执笔的《太后与我》前阵子出版了香港中文版，引起一番讨论，由印刻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中文版刚于上月底上市，书的封面照正是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的肖像，另一张则是慈禧太后坐在龙椅上的照片，封面上有两行引人注目的字：“慈禧太后的英伦情人：尘封六十八年的清末宫廷性秘实况，一百年前同性恋在北京的欢乐爱园”。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的观察，今年正值辛亥百年，两岸三地兴起清末民初相关史料的出版风潮，但在港台两地最受文化与史学界议论和关注的新书，却是这本《太后与我》。

慈禧是巴恪思惟一异性情人

        本书英文版原名为“秽乱清宫”(Décadene Mandchoue)。据书中介绍，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爵士1873年生于年英国，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 (Quaker)家族。巴恪思是家中长子，承袭男爵爵位，就读牛津大学。1898年来到北京，1944年去世。他精通汉语、满语和蒙语，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1903年，满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1910年巴恪思与《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J.O.P. Bland)合著《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之后出版《北京宫廷回忆录》及编写英汉辞典。1943年以71岁之龄写作《太后与我》与另一本怀想早年欧洲岁月的《往日已逝》。

        巴恪思其实是男同性恋者，据书中所叙述的，慈禧是他惟一有性关系的异性情人。巴恪思在1943年的上半年，他71岁时，完成了两部著作，其中一本就是《太后与我》。1944年1月，巴恪思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将英文手稿委托同样驻北京的瑞士籍友人贺普利(R. Hoeppli)，嘱咐他协助编辑出版事宜。但巴恪思去世之后，因战争等因素，再加上此书在内容上极富争议性，使到书稿迟迟无法出版，而贺普利也在1973年逝世。

清末史与情色描绘交集

      《 太后与我》共19章，书中叙述的相关历史，包括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光绪幽禁、光绪和慈禧之死、东陵被盗等，全书特点包括充斥大量情色与色情描写，巴恪思自称是慈禧太后的情人，除了与慈禧之外，还与太监、皇族、伶人发生性行为。书中指名道姓，充斥同性、异性的xingai场面，包括同性恋jiyuan 、澡堂的经营运作情况，有很大篇幅叙述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他和慈禧之间的qingse描写。

       本书附录了一篇贺普利1946年2月写于北京的编后记，贺普利在文章中说，他见到贺普利时，对方虽然年事已高，却“完全是一个年迈的好色之徒”。本书第一章一开始，巴恪思就写出同性恋妓院各种服务和收费，例如“与男娼单次性交要30两银子，二人各行事一次45两”；对于服务方式亦有详细的叙述。书中一些露骨描绘，如男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以及人兽之间的描述，或令人“大开眼界”，或令读者心生反感。

        贺普利在编后记也说：“《往日已逝》和《太后与我》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

       贺普利在1930-1941年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员，太平洋战争期间为瑞士荣誉领事，负责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北京的事务。贺普利说，他因受巴恪思的故事所震撼，因而劝说他写下来。贺普利说，鉴于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的资料允许部分使用，就有可能验证书中所说，关于光绪和太后的死因报告是否属实。同样，作者与慈禧的亲密关系也有可能查明。在和巴恪思的多年交往中，贺普利认为，埃蒙德·巴恪思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

为诸事提供独特的视角

       不同的读者对本书肯定有不同的解读，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在《太后与我》所写序文中，大赞此书是一本“奇书”，为“这些搞历史考据者的梦幻逸品。”

       骆以军说：“我想我已有好多年不曾有类似经验：读了某一篇文章，进入那像藏密坛城一圈一圈幻梦中筑栈道将你渡引至另一个物理学、另一个时空重力、另一个繁花簇放完全不同瞳距或逻辑的奇异宇宙。等你的意识从书中拉回你置身的真实世界，你觉得‘世界的光调被调暗了’，你脑核中的什么被这本书轰炸过了，类似某些吸毒者描述那难以言喻的，‘像宇宙生成、演化论般的快转影片’，那种至福，目睹过天国景象，灵魂被灼伤的眼睛……”

        骆以军也坦言，他没有资格和能力胡说此书的真伪。“但如果以波赫士的维度，我觉得这本书是真的。对我而言，它作为史料的辩诬与可信度并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如果全书是他瞎掰的，那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英国国立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认为，“虽说一定会有人质疑巴恪思的可信度，难道因此就得把《太后与我》的内容全都弃而不论吗？ 他是北京内幕情报的权威消息来源，这事实难以撼动，就算他写的净是些道听途说，这些流言蜚语绝非空穴来风。”

       在香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冯克(Frank Dikotter)看来，本书是“史上最厚颜无耻、最生动有趣也最爆笑的回忆录。”本书中文译者为中国小说家王笑歌，他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他认为，“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