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文彩的家乡四川省成都市所属的大邑县安仁镇上，那堂皇的“刘氏庄园博物馆”中，新出现三座才制成的比人身还高的坐式雕塑人像并肩而坐﹕居中的署名“刘文辉 — 共和国部长”，着中山装﹔居左的署名“刘湘 — 抗日将领”，戎装﹔居右的署名“刘文彩 — 庄园主人”，长袍马褂，正气凛然。

好一个“庄园主人”，属中性词，一下就把土改中依法划定的“恶霸地主”成份给颠覆了﹗

好一个三人并肩而坐，俨然“三人一体”，都是“正神”了﹗

“刘氏庄园博物馆”并非刘氏子孙私人办的刘氏宗祠，只能对祖宗隐恶扬“善”，捏造吹捧，而是公办的博物馆，当然应实事求是地反映刘氏主要成员的真实面貌。刘文辉将军起义有功，刘湘将军抗日有功，均为盖棺定论，既往就不说了。而刘文彩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是中将清乡司令（于1928年先后杀害中共宜宾地下负责人李筱文、李家勋等人），是川南税捐总办，是1948年7月12日在安仁镇坐镇庄园、指挥军队袭击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装的总指挥，是9月25日在安仁镇同庆茶楼上刑讯并下令残杀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装负责人萧汝霖及其战友徐达人的元凶首恶。公办的刘氏庄园博物馆为什么不如实介绍刘文彩的反共罪行，反而多方美化这一罪大恶极的家伙呢？身兼“刘氏庄园博物馆”馆长的安仁镇党委书记，你到底是姓共或是姓刘呢？同庆茶楼旧址仍在，你们为什么不在那里树立标志，说明是刘文彩刑讯和下令残害革命者的地方？庄园仍在，为什么不说明那是刘文彩指挥剿共的大本营？当今，红色旅游盛行，而安仁镇却除外。安仁镇，乃至大邑县，现在是忌谈红色的，怕牵扯出刘文彩的反共罪行来。

我们，一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权利质问“刘氏庄园博物馆”馆长及有关当局﹕

1、你们擅自颠覆在土改中依法划定的刘文彩的恶霸地主成份，有何法律依据？这是不是一种越权和违法的行为？

2、你们百般掩盖刘文彩于1948年还在袭击中共地下武装并残杀其负责人和骨干的罪行，并加以美化、吹捧，亵渎烈士，背祖忘宗，是何居心？你们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是不是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你县一把手和部、局长若干人因经济问题于去年纷纷落马，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3、中纪委于2000年6月16日以中纪办【2000】8号函致四川省委，传达尉健行同志批示，要求“严肃查处为刘文彩翻案的行为”，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大邑县委都有积极的反应。在此以后，安仁镇党委和庄园馆乃至大邑当局，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变本加厉呢？

我们伫候答复和社会反应。

附录:

不要“忘记”萧汝霖

凌河【3】

萧汝霖是什么人？现在已近无人知晓 — 这位20世纪40年代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装的负责人，于1947年9月25日在大邑龙门坎被地主武装抓获后，经残酷刑讯，枪杀而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共产党员徐达人。那么这支地主武装的“老板”是谁？亲自刑讯的又是谁？亲口下令“枪杀示众”的，更是什么人？原来就是刘文彩。

这是怎么回事？刘文彩，30年前已名闻天下，这几年更是尽人皆知。这不是一个“扶危济困的大善人”么？这不是一个“兴学建校的开明士绅”么？怎么会有这手血债呢 — 事实上，近年以来为刘文彩“揭秘”的人们，也是心知肚明“萧汝霖之死”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死在刘文彩这个“中将清乡司令”手里的不止十位共产党人的“旧事”的，可是偏不说，只“揭秘”他的“行善”与“开明”— 直到深知川西南尤其是大邑历史的人明确提出萧案，“揭秘”者们才承认确有其事，但又说刘文彩当时的“下令枪杀”，是怕萧汝霖被捕后的口供，会泄露刘文彩“联共反蒋”的秘密，所以“杀他灭口”— 这就是说，为了要“联共”，所以杀共产党，一个十分奇特的逻辑。

刘文彩这几年确实火爆，“恶霸地主”的名声也早已被颠覆，这自然与“收租院”有关 —“收租院”不完全真实，有一些“假”，这可以相信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要“形象”地展示一个道理，结果过于“典型化”，这可以反思，甚至也可以“揭秘”。但是“揭秘”仍然应当是全面的和真实的，如果为了“翻过来”，只讲他的“行善”，而有意隐去他的丑迹甚至两手血债，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也是另一种“典型化”而已。

关于刘文彩的“行善”，比如建过学校等等，这也是可以相信的。人是“立体”的，地主据说也很“复杂”，也不是一生决无一件“善事”，例如放粮济困、开校建学这样的事，“地主”中看来不仅刘文彩一人做过。这是“立体”的一面，我们既不必看不见，也不能由此得出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是“善”的这样的结论。就拿刘文彩“揭秘”之后来说，在大邑的刘文彩家乡，就有一批年近九旬的当年佃户，出来诉说刘文彩的“大斗进小斗出”、灾年的“铁板租”、特制的“风谷机”以及因为交不出租谷而被“抓人夺佃”的往事，只是这些“揭秘”，因为与时下“揭秘”者的“倾向”不一致，似乎已“不合时宜”，所以竟致于没有什么人听到 — 我们看见的，似乎只是刘文彩的一片“拳拳善心”。

有一种观点，叫做“本质论”，意思是说不能因为刘文彩们济过几次困、建过一两所学校，就否认他们乃至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更是说，不能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也有过一些“左”的东西，就否认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消灭封建制度的基础，这本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可是中国近现代的资产阶级那样软弱，于是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担起了领导农民的这个任务，从而为新生的共和国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个“本质论”，我看并没有错 — 其实“本质论”谁都在“坚持”，比如有些“揭秘”者通过“揭秘”一个“收租院”进而“否定”对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否定，这种“微言大义”，难道不是另一种“本质论”么 — 如果我们连封建都不要反了，还谈什么今天的改革开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