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21日，党的优秀女儿曾志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作
为她的老朋友、老战友我感到万分悲痛。在她70多年的革命生
涯中，曾志就像一枝凌霜傲雪的红梅，以她无比的坚贞和毅力，
绽放在漫漫征途上。她不愧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
是一名杰出的女革命家。

　　一年前我到她家里探望时，她从始至终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我感到诧异，因为在我们相处多年的历史中，她从来没有过这
样的举动。她似乎在明确地表达一种信息、一种深情、一种眷
恋、一种明知自己将不久人世却不愿与我们分别的依依惜别之
情。她说：“彭儒，我与你已认识80年了……”当时，我确实
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与她竟然认识这么长
久了！接着，她微笑着忆及往事说：“那时，你4岁，我6岁，
你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经她一说，我
也回忆起那一幕，我还记得她的母亲，样子胖胖的，十分和气。
她的这一席话，使我们的记忆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湘南———
那片孕育了大批革命志士和哺育我们成长的家乡。

　　创业艰难百战多

　　我和曾志都是湖南省宜章县人，是湘南这块红色土地养育
的儿女。曾志的家住在宜章县城里，父亲是长沙法政大学的毕
业生，思想开通，算是当时的新派人士。我的父亲是宜章石奇
石村的一位开明乡绅，当过县议员。我们两家一直有很好的关
系，经常像走亲戚一样互访。

　　曾志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为她订了婚，她未来的公公
家很富有，在长沙任省议员。他曾接曾志到长沙的教会学校读
书，还请英文教师为她补习，节假日回家都用小汽车接送。依
照曾志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她完全可以不必选择革命——
—这条充满艰苦和牺牲之路，完全可以按照父母的安排过上安
逸舒适的生活。

　　1924年曾志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我也于19
26年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此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各种
新思潮吸引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我在衡阳三女师最先接触到
了共产主义的ABC，还因为有哥哥、姐姐、嫂嫂的帮助，懂了不
少革命道理。曾志则参加了在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于19
26年入了党。我因年龄尚小（只有14岁），于1927年4月在三女
师加入共青团。

　　那时在三女师，我们虽然是同学，互相也见过几次面，但
却不太清楚彼此在干什么。直到湘南暴动后，我们分别从宜章、
郴州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途中才再次见面。记得那
是在湖南酃县，当时我们这支湘南农军什么装束的都有，有老
有小，完全不像正规军。我和曾志一见面，就高兴地拥抱在一
起。曾志说：“太好了，你们（指我、我哥哥、嫂子）都在这
儿！”随后她告诉我，在她们郴州的队伍里有好几位都是我们
三女师的同学，我也告诉她，我们村一些三女师的同学几乎全
都参加了红军。在去井冈山路上的这次见面使我们彼此都受到
鼓舞，因为我们都选择了这一光荣而充满了艰辛和牺牲的英勇
之路。

　　经历了朱毛两军会师后，曾志被分到井冈山后方总医院任
党总支书记，我则在红四军29团任宣传员。那时，我们红四军
中的湘南籍女战士，个个作战英勇，不让须眉。曾志曾参加过
黄洋界保卫战，我也参加了新老七溪岭保卫战和攻打郴州的战
役。

　　后来，曾志随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我奉命随湘赣边界
特委留守井冈山，我们便分手了。哪想，这一分手就是10年。

　　心底无私天地宽

　　1939年，当我和曾志在延安再度相逢时，彼此的高兴真是
难以用言语叙述。我们高兴，一是为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而活下
来而感到高兴，二是为这么熟悉的老战友又见面了而感到高兴。
革命的征途上，已有多少战友倒下，就拿我们三女师参加红军
的同学来说吧，单在长征之前，就已大部分牺牲和被打散了。

　　后来，延安审干（所谓“抢救运动”）开始了，我们在中
央党校的临时支部受到审查。我还被关了起来，行动失去了自
由，这使我感到十分委屈。想到自己14岁参加革命，15岁参加
红军上井冈山，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整。虽然曾志当时也受
到审查，但她对这件事表现得非常冷静。记得有一次我被放回
去看望儿女，第二天我来到曾志家，晚上和她睡在一起。她劝
慰我要想开些，看长远些，要相信组织最终会搞清楚。这使我
失望的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自井冈山分手后，曾志的经历颇为曲
折。因此，此时的她，已绝不是我原来印象中的那个热情大胆
的女中学生了，她已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1930年，她与蔡
协民同志被党派到厦门去做地下工作，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
九死一生的险情：她曾像“柯湘”一样只身登上一座海岛，做
海匪首领的工作，使这支海匪改编为红军；她还曾率领闽东独
立团与当地反动武装“大刀会”展开正面拼搏，终于消灭了这
股恶势力；在福建工作时，为了革命的需要，她不得不忍痛割
爱，两次将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给别人；她和蔡协民工作努
力却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后来蔡协民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
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而曾志则在1935年去白区治病的途中
与党失去联系。她不得不辗转几地，颠沛流离，苦苦寻找党的
关系，最后在上海才与党组织联系上。

　　在延安那次长达两年的审查中，曾志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
理的态度，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从容坦荡的胸襟，对那些批斗她
的人，她认为他们本意是好的，只是不太了解白区地下工作的
特殊性而已。后来，毛泽东同志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倾向，曾
志以自己的坚强和忠诚，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她被选为党
的七大候补代表。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我们又再次分手了，曾志随陶铸同
志到湘粤桂去开展敌后游击战，我则随部队北上东北，到抗日
民主联军工作。我们这一对要好的湘南女儿为了革命又踏上各
奔东西之路。临分手时，曾志将她的一件短皮大衣送给了我。
当时物资匮乏，这样一件皮大衣是很珍贵的，曾志却坚持要送
给我，使我备感她的深厚情谊。

　　感君情厚逼云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与曾志都失去了并肩战斗几十年
的战友和伴侣。1972年我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从“五七”干
校返回北京。曾志也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从广东农村转到陕西
临潼的干休所，1975年也来到北京。我听说她回到北京后，就
带着我们家乡人送来的小鱼干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她。没
想到在那里还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江华同志。我们三个湘南的老
战友，曾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历经了多少曲折，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的劫后余生，见面后真是有说不出的感慨。他们都
多年未曾吃到家乡的土产，见我带去的小鱼干分外高兴，表示
要好好吃一顿。我们三人虽然在“文革”中都失去了亲人，但
是长期的革命生涯培养和造就了我们坚强乐观的性格，我们没
有过多地沉浸在个人悲伤的往事之中，而主要是谈论着党的事
业的兴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志同志恢复了工作，担任了中
组部副部长。也许由于她多次受“左”的路线迫害，蒙冤受屈
有切肤之痛，曾志同志非常坚定地支持和协助胡耀邦同志在中
组部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总是严于律己，工作第
一，他人第一，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彭镜秋老人是
曾志在宜章县读小学时的老师，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
彭老在曾志读小学时就特别喜欢她。曾志对这位启蒙老师也尊
敬有加，经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补养品送给彭镜秋老人。1990
年老人90寿辰时，曾志亲自前往木樨地探望老人，并送去鲜花
和蛋糕表示祝贺。去年春，身患绝症的曾志感到自己去日不多
了，她再一次去探望了97岁的彭镜秋老人，并与她亲切地合影
留念，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启蒙老师的最后敬意。

　　1996年曾志在发现癌症前就一直在抓紧写两本书，一本是
她的自传，一本是“拨乱反正丰碑———忆耀邦同志在中组部
的前前后后”。为了完成后一本书，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
邀约了许多老同志，数次召开座谈会，还调阅了当时中央的有
关文件。她亲自撰写提纲和部分章节。后因病体弱实在不支时
才请人代笔。初稿完成后，曾志忍着化疗造成的痛苦，亲自校
阅书稿。当我去医院看望她时，曾劝她要注意休息。她却对我
说：“我们的生平历史不属于自己，是党的。我们的历史一定
要写出来，教育后人！”她鼓励我也将自己的历史回忆一下写
出来。帅孟奇大姐去世后，我到医院探望曾志，与她谈到这一
消息。她目光坚毅地注视着我说：“我现在还不能走。”我知
道她是因为回忆有关耀邦同志的书和自传还没有完成。

　　今年3月6日我生日那天，没想到病榻上的曾志还写信来问
候，她写道：“彭儒老朋友：祝您生日快乐。消息知道太晚，
医院没有红色的纸，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仅表心意，请原谅。
”看到她用颤抖的笔触写下的信，我一时间热泪盈眶，深深感
念这位老朋友的情谊。

　　　1997年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同志创立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70周年。到北京拍电视剧的江西有线电视台同志告诉
我，当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仍然健在的只剩17人，其
中女同志仅有我和曾志两人。现在她已先我而去了，让我感到
无比悲痛。值得欣慰的是，当年我们一起从湘南走上井冈山，
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今天已大部分得以实现，在党的三代领
导人英明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正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发展。

　　曾志———我的老战友，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