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阁中组部

    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曾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并获准住进兰州军区临潼干休所，女儿陶斯亮也从甘肃调到临潼陆军二六医院任医生，这使陶铸遗下的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得以重新聚合。
    一年后，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曾志终于重新回到了北京，由中组部供养。为党奔波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怎么也无法适应那种安逸的休闲生活，她利用这段时光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关注党和国家的政治风云的变幻。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她被选为常委，这意味着她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此时，党和人民与“四人帮”以及爪牙还在继续斗争着。的复出和治理整顿的成效使她倍受鼓舞，但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共和国天空阴云密布。“四人帮”的爪牙也在中组部内掀起了批邓高潮，并大肆迫害老干部，曾志等一批老同志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6年10月，倒行逆施、猖獗多时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被彻底粉碎。但共和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年近古稀的曾志，正是在这个重要时期重新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此时，她面对的是一大批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一大批蒙冤受害的领导干部和科技知识分子需要昭雪，但是“左”的干扰依然存在，“两个凡是”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已经“死”过好几回的曾志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协助胡耀邦部长，排除“左”的干扰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她具体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大批长期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数以万计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紧接着，她不顾古稀高龄，率队前往陕西、成都、沈阳、天津、大连等地，认真考察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知识分子进入中高层领导班子。如今这批同志已成为省、部、委以及大型企业的领导骨干。
    她还参加了中央“两案”(即“四人帮”反革命案、打砸抢“三种人”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工作，最终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退休献余光

    1981年4月，当曾志年满70的第二天，她就按规定向党组织递了退休申请书，她想将这个位置尽早让给年轻的同志，可是直至1983年2月29日，中央才通知免去她的职务。
    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曾志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她还担任中顾委临时党委的副书记。她利用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机会，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多篇调研报告，发表在中顾委的《通讯》上。
    她退而不休，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受聘担任全国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20多家单位的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奉献余光。
    1983年冬，曾志到福州参加征集党史资料座谈会，从而勾起了她对闽东战斗岁月的回忆和对一道出生入死的父老乡亲的怀念。她再次踏上了这块久违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红土地，往事如烟，但犹历历在目。
    可是，闽东之行却使她大失所望！老区人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阴影，这令她深感震惊、不安和心酸。
    她亲手参与创建的闽东苏区，长期没有被中央和省委认定，只当是游击区；闽东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一些“五老”至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贫困生活……
    她将闽东之行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向福建省委项南书记，向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汇报，要求为闽东苏区正名。在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闽东苏区的革命历史地位,终于得以确立。
    10年后，曾志第二次重返闽东，参加闽东苏区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她惊奇地发现，闽东大地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当年苏区首府柏柱洋的柏油路通车典礼和程控电话开通仪式上，当曾志用颤抖的手剪下彩条，并兴致勃勃地接通了北京家中的电话时，脸上充满着喜悦，在场围观的数千名老区群众热烈地鼓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后，她一直情系老区，心想下一代，继续为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下奔走，多方呼号。
    作为一个退居二线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她仍然时刻关心着党风的根本好转，并且身体力行。她的家中陈设简朴，没有时髦的家具，没有高档进口的电器。平时省吃俭用，甘于清贫，除非有客人来，否则从来不买时令菜和时令水果。有一回，司机老张花一元钱为她买了一点刚上市时价5元的木耳菜，没想到回到家里就挨了批评。她常说，“奢侈就是腐败，我就是在奢侈中长大的，我讨厌奢侈！”
    如果你认为她是小气，那就错了。她把陶铸留下的稿费、公债券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全部交公，一分不留。她生前还立下遗嘱，将平时积攒下来的十几万元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希望工程”。这足以反映一个老共产党员高尚的品格和情操。

最后的岁月

    当这位皓首老人匆匆走过86个生命驿站之后，终于放慢了疲惫不堪的脚步。
    1997年的秋天，她第四次住进了人称“红色病房”的北京医院北楼。
    尽管窗外寒风呼号，但室内却温暖如春，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想的更多的倒不是早在1995年便发现的啉巴癌，而是这些年一直不愈的“心病”：尽快整理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作为一个历史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她深感有责任和义务要把自己的革命历程记述下来，留给后人。
　　这是早在20多年前便已萌生的念头，入住中南海“十”字廊寓所后，她便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然而，骤变的政治风云很快打乱了她的计划。多年以后，她在回北京由中组部供养期间，利用两次到北戴河疗养的机会，继续写作。经过长期的、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完成了初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她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修改书稿了。这也就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
　　1997年底，前往医院探望的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荆福生，知道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选派了缪小宁、程沛森、邱树添等3位同志晋京，为曾老整理编写回忆录。
    曾老在积极配合专家治疗的同时，也抓紧时间接受采访。每次她总是提前起床，坐在沙发上等着。每当她敞开心扉，把他们带进风云际会的斗争岁月之时，便无法停歇，一谈就是半天。他们只好婉言中止采访，改日再去，好让她休息。
    带着对曾老的深深敬意,整理编写小组在短短的4个月内，便完成了书稿的整理、编写、统改。5月23日，当厚厚的一摞书稿呈送到曾老面前时，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
    此后，曾老的病情急转直下，可恶的癌细胞迅速地吞噬着她那瘦弱得只剩下60余斤的躯体，肾功能、肝功能衰竭现象愈加严重，持续低烧，神志不清；后来又感染了乙肝病毒，转氨酶高达2千多……
    尽管小剂量的药物化疗，在她身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应。她一直想呕吐，但又吐不出东西。因为她毫无食欲，也吃不下东西。医生提出给她输液，她没有同意。她想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度过化疗期间的痛苦关。到了后期，肝区部位的剧烈阵痛，使她痛苦不堪，但她咬紧牙关不哼一声。
    6月17日，当她获知她的回忆录已交付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她觉得宿愿已经了却。对她来说，她已经给后人留下这最后一份遗产，印成什么样子已不重要，可以放心地走了。因此，她在留下最后一句话“别把我抬得太高了”之后，便拒绝医生为她治疗，她不想再浪费那些昂贵的进口药……
    她让秘书李东梅通知亲朋好友，生前来见最后一面，死后便不再搞遗体告别仪式。她还嘱咐，丧事一切从简，遗体捐给医学研究，最后火化，骨灰洒在广州与井冈山。
    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医生使用了微量的吗啡。她静静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在满室鲜花的簇拥下，十分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回首往事，她对自己曲折坎坷的一生无怨无愧。如果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她没能亲眼看到那本凝聚了多年心血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正式出版并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不过她在回忆录的最后这样写道━━“我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