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而不平凡的求学路

    杨端六生于1885年。7岁就入家塾读书。1900年，其祖父和父亲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因家无恒产，剩下的一大群孩子，只好分别去投靠亲戚。杨端六与他的表弟俞笏山(峻)考入了有奖学金的、由名儒皮鹿门(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杨端六又转学到完全免费的省师范馆。1903年就在长沙乡下(以后又在浏阳乡下)当小学教员了。

    那时，清政府两湖总督署招收一批官费留日学生。湖南有一些名额，他的表弟俞笏山考取了。杨端六则因在乡下教小学，误了考期。但他决心赴日求学。他历来成绩优异，会做文章，人又十分沉静，很得亲戚的器重，故在亲友的资助下于1906年与表弟一同赴日。

    杨端六在日本东京读书时，留学生有几千人，形形色色，但他们除了读书，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和他的同学皮宗石、李承干等人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了。参加了同盟会的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了。那时，武汉战事方殷。杨端六回到上海和同学们组成了“海军陆战队”，由他担任秘书长。不久，清朝政府退位，这个“陆战队”大约也没有作战，杨端六就因省母回到了长沙老家。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被以同盟会员焦达蜂、陈作新为骨干的军政府管辖，后来为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所接替，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相当于后来的厅)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多是老同盟会员)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松桥，汉寿人)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回忆说：她听见她父亲讲过，在那家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

    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其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这件事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种种爱国行为是一致的。

                                  筹办并入驻武汉大学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 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罗素以后的演讲由赵元任先生翻译)。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即基尔特社会主义)　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负责组织接待这个演讲团的单位之一)的特约记者，因而与杨端六相识，毛泽东还把杨端六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我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但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

    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杨端六全家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回忆，1931年，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杨端六去当厅长。杨端六曾对他的女儿说过：“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指武汉大学)，不离开讲台(指每期上课教书)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杨端六所提的条件外，蒋还授给他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到1943年，杨家有四人先后进入了武大，除了杨端六的侄女杨安详等三人，还有其女杨静远，考入了外文系。开湖南同乡会时，四个杨家小辈坐在一排，被学生们戏称为“杨家将”。

                                     勤恳的老学者

    杨端六对后辈要求十分严格。他的侄女1940年在湖南沅陵福湘中学毕业后参加湖南辰溪区统考考入武大经济系，还有杨叔湘是在安化七星街一中毕业后参加蓝田区统考考入的，杨端六的女儿也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武大。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杨端六是院长，他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他对后辈的教育与对其他学生一样，从不给家门子弟开“特别餐”。系里的学生都很尊敬他。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虚岁)，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

    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陈的前妻是蔡元培的女儿，后妻是杨端六之妻袁昌英在法国的同学)到桂林去讲学。1949年初杨静远和她的新婚丈夫严国柱也到了桂林。据当时在广西大学读书的俞润泉回忆，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杨端六夫妇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

    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其女杨静远说：“解放后，给我父亲第一个印象是人民政府很快地制止了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很快地走上了正轨，他曾经梦想了几十年的事，短时间就实现了。”在50年代的末期，杨端六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