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写到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这杨端六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可说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既享誉学界又享誉政界。他曾留日留英，后又留法留德。他在英国留学七年，当时是受黄兴的资助而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的是货币银行学。归国后入商务印书馆，因推行新的会计制度，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的财务扭亏为赢，被誉为商务的“金柜子”。据说他还是第一个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引进中国企业的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金融财会方面，更是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被尊崇为“我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著述颇丰，且分量极重，如《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货币与银行》等，特别是后者，一九四一年由重庆商务出版后，便一印再印，并成为武汉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经济系的必读教科书。

　　杨端六和政界的关系也非常特殊。一九二零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那次他还从上海经南京溯长江到了长沙。据杨端六之女杨静远在《万象》杂志二零零四年第六期上撰文，当年罗素来长沙演讲，杨端六是与之进行了深入谈话的。而且，“事实是，罗素在北京的活动，是由赵元任陪同并担任翻译，而他从上海去长沙的一段，则是由杨端六陪同并担任翻译。”关于罗素在长沙讲学谁任翻译，似乎是说法不一的。《万象》杂志二零零四年第六、七、九月号和二零零五年七月号上都有相关文章。有一本《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也提到了罗素的这次中国之行，说他在长沙翻译了罗素的讲演，且用的是湖南方言，当时还有听演讲的学生问他是哪里人，从哪里学的湖南话，他回答：“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在该书中，他还说：“在湘潭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又据《曾宝荪回忆录》称，当时罗素在长沙讲演任翻译的还有一人，那便是曾宝荪的从弟曾约农。颇有意思的是，罗素离开长沙后，紧接着杨端六在长沙便作了一次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记录者系毛泽东。当时毛是以《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演讲现场作记录的。这篇演讲载《长沙大公报》一九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署名为：杨端六讲；毛泽东记。

　　因为杨端六在经济学领域的声名，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介石慕名请他为其个人讲经济学两次。杨静远说父亲因此得了个“蒋介石的老师”之恶名，这说法是很有些偏颇的。后来蒋介石又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据说当时杨端六提出了三个条件，即不离学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蒋一一答应。于是此后的四年，杨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南京去上任，于是他也就成了国民党军中惟一不穿军装的“上将”。在后来的抗战期间，蒋又多次请他去重庆做官，杨都以侍奉老母为名婉拒了。

　　杨静远在回忆父亲时说：“一九二一年，父亲与留学英国五年的母亲袁昌英在北平我外祖父家结婚，证婚人是吴稚晖（辛亥革命元老）。”也许是回忆有误，据《申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杨端六袁昌英之结婚美谈》云：“杨端六君与袁昌英女士昨日下午四时举行结婚礼于一品香。袁女士文学造诣极深，为我国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之第一女学士，与杨君同籍湖南，同学英伦，为朋友者七八年，爱好既笃，缔为佳偶。证婚者为杨君之总角交周鲠生博士。主婚者杨袁二老太太，对此佳妇快婿，喜溢眉宇。行礼毕，证婚人周博士致颂词，述新人之历史，极详尽，并诵爱丁堡报纸在袁女士毕业时之赞美的记载，以证杨为绝好青年，袁为绝好女子，并袁女士之尊人袁家普择婿之经历……”

　　杨端六先生一八八五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九六六年于“文革”中病逝。他是在“端午”节的后一天出生的，故母亲称他为“端六”。他早年在长沙考入的是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然后再转学至全免费的湖南师范馆。毕业之后，他还在长沙和浏阳的乡村教过书。从日本归国后的一段日子，他还在长沙担任过《长沙时报》的主要撰稿人。杨静远曾感叹他父亲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成了专业辞书中一个干瘪的条目，但我想，在长沙，他父亲杨端六先生的形象或许会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心中渐渐地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