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

你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你们学校开展整风反右运动，一个小学就有五个打成了右派，这五个最后都很惨，都被送去劳动教养去了，教养期满后都送回各自的老家管制去了，等到平反时，四个死了，只有胡永光老师一个人享受到平反后补发工资的优惠政策，但没有几年他也死了。

有个叫唐永光老师在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只提了一个意见；象吴伯凤这样的优秀教师，又没有什么重大事件，迫得人家走上了绝路，这时的党员在干啥，这时的领导又在干啥？当时就以他攻击XX党和伟大领袖为名，在劫难逃。他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959年，在我们生产队大面积的饥饿灾荒开始了，春节后三天，公共食堂因无米下锅只好停办，社员家又没有粮食，大家便开始遍山满野找野菜吃，吃野菜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的奶奶已经是93岁了，吃不下野菜最后得了肿病，死时惨不忍睹，当时上面还没有引起重视，还不相信农民没有饭吃，去年（1958年）还上报亩产10万斤粮，当年的农业部和粮食部还为我国这么多粮食而发愁，怎么就没有粮食吃呢？

夏粮，偷青的问题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就是一场破坏，夏粮的欠收，加剧了饥饿的程度，县以下的干部都清楚，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坚持公共食堂继续办，还要加大农村粮食的征购，以增加出口。

到了1960年，你的父亲已经饿死，你的妈妈双脚也肿了，你的爱人（我的母亲）全身肿了。你最小的儿子也饿死了，在集市上没有一个红光满面的人，只见枯瘦如柴，全身浮肿，衣服褴褛的人，没有一个老人，也没有一个怀抱婴儿的人，整个社会凝固了。

到了1961年，你的32岁的小弟弟饿死，你的母亲已经行动困难，你的爱人（我的母亲）已经口唇青紫卧床不起了。我的三弟这时“风狂作案”，下田抓黄鳝，下河摸鱼才挽救了他的生命。死亡在不断的扩大，几乎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这时公共食堂解散，社员可以在荒地上自种粮食，秋收后，死亡人群才缩小，水肿病人减少，到了1962年因水肿而死的人已经是个别现象了。

1956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十岁了，考上全区的重点小学—彰加区中心小学，分在甲班，你的同事——汪翠华老师作我的班主任，不知是看在你的名下还是觉得我听话，他特别宠爱我，我发觉他对别的学生特别严，对我总是笑迷迷的。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六个小学班中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重点中学，在近三千人的竞争中我占到十五名。当年，大哥也以高分考上全县的唯一一所高中——仁寿高级中学。这些可能是你保佑的结果，我们也心存感激。

在校期间，我和大哥都表现得很优秀，尽管那几年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最严重的是营养不良，大哥肿了，还挺历害，学校几次动员他休学，他都拒绝了，1961年，他参加高考，据他的一个老师谈，他是文科的前几名，应当是相当不错了，他当年能填报“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实力的。

我在上学期间主要是没有经济来源，每月的生活费只交三元，在我的这种家庭背景下不要说三元，就是三角钱也拿不出来，好的，我还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星期天就检拉圾卖，平常就利用早自习的时间到社员田间土角偷青草卖。

但是后来我从当年的学生挡案中查出，我历年的成绩都是排在全年级前二十名左右，毕业那年我已经进入了前十名。1961年我校的升学率已达到55%以上，排在全县第二名，仁寿县是全国出了名的教育大县，历年是人材倍出，进入九十年代有一届全国化学奥赛，我县一个中学，一个班派出的五名学生全部获得金牌奖，当年轰动了整个教育界，那已经是后话了。

到了1961年8月，我和大哥先后收到不录取通知书，连我家的三弟考初中也不行，我们只好重新当农民做起，回农村后连当农民都不够资格，被书记批评来批评去的，还被社员饥笑为“书呆子”，使我气愤的是我是原班第二学习小驵的组长，老师交了两位同学教我重点辅导，结果他们到安逸，一个考上四川大学，一个考上重庆大学。

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家没有一个升学的，没有一个当兵的，没有一个入团入党的，大家就围着那一亩二分田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着。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