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容：过年了，我们聊聊过去我所经历过的往事。

这是1961年的春节：

1960年，灾情在加重，而且还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夏粮和秋粮收获后40%是上缴了公粮的，因为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要吃饭，还有那几年又大办工业，农村的青壮年又调去大办钢铁去了，因那时天天都在喊要保证“钢铁大元帅升帐”余下的粮食又要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据说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20%作为提留粮，提留粮是机动粮，如社员外出务工就要带粮食走，最近有个老人向我谈过他的经历，他被排出务工时，拿上提留粮，劳动没有干多少，主要出去煮饭吃，公共食堂的面粉和清油，油炸成油饼，每两人一脸盆，大家吃得饱饱就回家。提留粮中大部份还是作为干部的夜宵粮吃掉了。

我过去听说过，有一个人，他几次碰上干部吃夜宵，他不但吃了，还到处谈这件事，后来干部找个借口说他反对公共食堂，把他弄到大会批斗，基于民兵把他往死里打，吓得他从今后不再提干部多吃多占一事了。

1960年粮食大量减产，社员疯狂偷，真正收获时粮食所乘无几了，公共食堂开几天又停几天，山上能充饥几乎没有了，比较好的野菜如鱼腥草，野棉花草，麻叶已绝种，难吃如水葫芦，水芹菜确实吃不下，而且还有毒。批杷树皮已经剥离到树尖上去了，“仙土”也无地方可挖了。

春节后，爷爷便水肿了，奶奶和小叔叔尽量保他也无剂于事，杯水车薪，又住了几次肿病院还是没有效果，人已经变了形，皮包骨，两脚肿得连裤子也脱不下。大队死的人连掩埯的人也没有，有的一家人死在屋内，没有人埯葬，只好用竹子拖到山上挖一个坑集体葬，凡是出生在四川农村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经过此事，只要谈到当年此事都叹口气，只有一句：太惨了。

五月份后爷爷已经卧床不起了，六月底我放暑假回到家，我把供应我的暑假粮十九斤全部换算成四川粮票，当爷爷饥饿时就买一斤米能维持多久算多久，当年我只有十四岁，我也只能办到这一点了。谁知爷爷不久便死了，临死前他把我和哥哥叫到床前，语重声长的向我们说要好好念书，一定要离开农村，当农民太苦了，连饭都吃不饱。（详细见“给爷爷的一封信”）我又把那十几斤粮票给了奶奶和小叔叔，谁知我反校后一个月回家，奶奶说粮票买不到米，我一问才知道四川粮票已作废，我捧着一堆废纸欲哭无泪，这可是我两月来吃树皮和草根换来的。这些当领导的心也太黑了。

后来查明这是四川主要领导李某某一手操纵的。“文化大革命”中愤怒的群众找不到李某某，抓上他的儿子当场打死。这已经是后话了。

冬月，小弟弟又饿死了，详细见《一封不该发出的信》。这年母亲也肿得严重，他也知道自已不久也要离开人世，叫我和他过最后一个年，因我是从小就抱养给小叔叔的，小叔是残疾人，终身未聚。我便同意了母亲的这个请求。

1961年春节，生产队每人分了三两猪肉。半斤大米，二斤红薯，一斤红萝卜，因我是学生，也分在母亲名下，母亲喂了一只鸡有六斤重,过年的那一天，我们把鸡杀了，按常规把毛拨了，还用明火把很细小的毛烧掉，然后拿到河边洗干净，鸡肉洗净后我发觉鸡肉的边上有些烧焦的地方很香，特别是皮子，我不知不觉扯了一点来赏，好吃，这时饥肠沽沽，饥饿难忍，现实代替了理智，我不知不觉中又扯了几个大概有小指拇四分之一来吃了，突然间大脑明显反映出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我在做什么？能对得起母亲和弟妹吗？过了年我都快到15岁了。应该懂事了，下面还有三小弟妹，最大的12岁，一个9岁，一个7岁。我不但对家没有一点贡献。连家里拚命节约的一点我到首先享受起来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改变了另一种做法，就是把鸡肉放在背蒌中放入河中，各种小鱼奋勇一进，这时突然提起背蒌可以收获几条到十几条，挤掉内脏，生的吃下去，现在想起虽然太恶心，当年算是美味佳肴了，起码比树叶和草根好吞些。

妈妈虽说肿得严重，过年嘛还是要高兴些，强支撑身体，煮饭、炒红罗卜肉丝、回锅肉、炖鸡汤，一家六人狼吞虎咽的吃了一饨。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小弟弟起床后发现什么也没有了，在那里大吵大闹，哭了一个早上，他说他还没有吃，什么也没有了，气得我真想揍他一钝，后来我想这是我的错，弟弟太小，真的没有吃什么，天天盼，月月盼的春节就是这样一种结局，还有什么盼望头。我几岁时爷爷奶奶不是在大年三十给我留鸡大脚等我初一或初二慢慢品赏吗？

六十过去了我想起这两件事内心还是很内疚的。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1961年春节。

                                              2016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