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之痛  痛彻心扉

萧开秀

当我焚膏继晷，将我此生初恋恋人江庆华（以下简称阿华）的遗愿，用近一个月时间，用手工键入，泣不成声的“语音转换”，完成这部二十一万多字的书信集《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的时候，我一下感到心中无比的欣慰——尽管依然泪挂眼帘。

这是一本我和阿华仅仅保留于世的从1977年至1991年期间的162封来往诗、信、电报，以及亲朋好友与我们的友谊有关的保留至2006年的42封诗、信、电报。

我与阿华1959年8月相识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直属北京机要学校，时年我16岁，阿华19岁。学习期间，正值国庆十周年大庆，中直机关欢庆方队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位置，学校一开学便投入紧张的歌舞训练。当时，我是学校歌咏队的积极分子。

我被派到三班去教唱歌和教跳集体舞的时候，是那么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懵懵懂懂的我，便引起了时在三班学习的阿华的青睐。从此，只要我一下课走出教室，从早晚洗脸房洗漱、膳厅一日三餐、课间操、出校门回宿舍……阿华都像影子一样，无时无刻不相随在我的身前身后，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始终不敢正眼对视。

因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急需机要人员，我们那期学员属于突击短训，而我是中共四川省委机要处委托中央机要局代为培训的15名四川机要学员之一，培训结束即回四川分配。其他学员全国分配，特别要应进藏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之急需。

由于学习任务较紧，我年纪尚小，从未考虑个人问题，可是耐不住的阿华，终于在国庆节后的某一天早上洗脸的时候（长期以来，他总会抢占在我洗脸的水龙头对面）给我递了一封厚厚的信，抄录了从第一次教他们唱歌以后的诗歌（情歌），让从小爱好文学的年轻懵懂的我坠入爱河。于是，便与阿华不顾一切地沉醉在爱情里不能自拔。

记得，我们在北京短短的热恋期间，我曾经推心置腹地给阿华讲，我家母亲两代无男丁，我是老大，必须要承担给双亲养老送终的责任。阿华说，他家是个大家庭，有兄弟姊妹九个，六男三女（一兄一姐四弟两妹，他是老二），愿意到四川工作，哪怕甘孜、阿坝，西昌、凉山他都不怕。

可是，好景不长，同班、同组的福建籍同学游天足（暗恋者——因阿华被处理后，在衣帽间我的衣袋里塞了一封求爱信，被我撕掉，扔了！）偷走了阿华给我的信并向学校举报。为此，学校对阿华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批判后被退学。而我，直到17年后的1977年，阿华到成都看望我时，才告知当年偷信、举报者便是此人，以及阿华被批斗的处理经过和缘由。

在校方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断绝关系，我侥幸地幸免于难，留校完成学业。于1960年4月回到四川，分配在中共四川省委机要处工作。阿华与我恢复了通信联系以后，心急如焚，信如雪片。那时的我年方17，在单位是唯一一个小不点，唯一一个未婚女子，一个乡村黄毛丫头，年纪尚小，脚跟未稳，阿华的心又是那么急迫，我实在经受不了阿华的心急火燎、狂轰滥炸的爱情烈焰，吃过前车之鉴的苦头，心里害怕，惶恐不安……况且，那时的省委机要处，不到30个人，还有八、九个年近30的男同志都还没有谈恋爱。我哪敢向组织提出谈恋爱的申请（机要人员恋爱时必须向组织报告，经组织审查批准后才能够谈恋爱，至于结婚，那更是必须再次报告批准）！我对前途一片渺茫，不敢让阿华对我做遥遥无期的等待。我便愚笨地将阿华的信件原封退回，后来还写信“骂”过他，我傻呆的以为，让他“恨”我，便可打消对我的爱恋，不致耽误阿华的青春年华和婚事……而断送了我此生最最热爱的阿华的一往情深，故此造成了我们此生的终身遗憾。

当年（1960年）10月，我就被单位安排参加了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先后去到雅安、永川、江北，直到1962年8月回到机关。

因为拒绝接受组织安排我与邓小平异父异母的弟弟结婚，于1962年9月，被发配到鸡鸣三省的古蔺（婚姻的自由依然不得解放）的时候，阿华已经在老祖母的催促下筹办婚礼。

当三年以后的1964年，邓小平的弟弟婚配以后，我终于获得婚姻自由，而阿华已成了孩子的父亲。

此时，我终于将心急火燎、烈火燃烧“爱”我的，穷追不舍，等我的男人，全部送入婚姻殿堂！

心如死灰的我，阴差阳错地被一个知我所历所难，没胆敢吃“天鹅肉”的，一位因家境贫穷，将我这个阿华心中的“神女”——始终等不到一丝“回心转意”的“爱”人、社会抛弃的“剩女”捡拾。

我的丈夫赵学义出身贫寒、忠厚老实，是组织千挑万选的可靠的可以在省委领导身边煎汤熬药、保健随从的不经一试，绝对符合做机要人员的配偶政审条件，且两人年龄之和大于50，完全达到“晚婚晚育”，报告一打，便被批准。我们经过一年多的“纸上谈兵”，合法“恋爱”，于1966年正月初二，在古蔺结婚。阿华的第二个孩子当年出生，我的第一个孩子也于当年降生。1970年，我的第二个孩子降生。

1971年，分居古蔺、米易，历经枪林弹雨后的我们，终于调在了与福建气候相似的米易县“省弯坵五七干校”。1972年，干校撤销回到成都待分。

一个历经了火热爱情甜蜜和痛苦磨难的女子，和一个忠诚淳朴、老实巴交，爱情生活却是一张白纸的人在一起，感到实在是没有意思。一切已经无以挽回，绝望的我决定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被重新拉回人间那一刹那，看到父亲、母亲悲戚的眼神，看到一对尚未成年的我心爱的女儿，看到那张无辜、无奈、煞白的脸……我咬了咬牙，鼻酸，眼泪滚——我不得不再活一次。

但是，我决心找到我终生难忘于心的阿华，我决心要找他，因为只有他才是我一生的知音、精神的支柱——于是，我主动于1977年给阿华原工作单位永定县法院写了一封信，信封特别注明：“此人若调走，望转交一下”。后来得知，那时的阿华已经平反恢复工作，被安排到了县水泥厂。

（此为第一封信封原件保存，原信失落。）

老天成全，因永定县法院只为需要一袋水泥，派人去水泥厂找水泥，得见阿华，顺口提起，四川写来一封信在法院搁置很久。心有灵犀的阿华当天便风风火火从几十公里外的水泥厂去到县城，取回来我寻找他的信，这本《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从此开始播种、发芽……

此后，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均在《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里有比较详细的文字回忆，此不赘。

1993年8月，阿华不幸英年早逝。《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是他生前对我写给他的83封诗、信、电报，逐页编号、结集，封面上亲笔题名，无数次想亲自完成的夙愿。阿华赍志而没，我必须代为完成。

题名《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的83封诗、信、电报，于阿华去世两月后的1993年10月，由阿华次子军良寄我。阿华的早逝，让我的冬季提前到来。

我遗憾没有能在生前见到阿华最后一面。2006年只身前往永定，为他扫墓时，不知为何见到已经来信说过早已“完魂”（安葬）的阿华的骨灰竟然装在一个墨绿色的陶罐里，临时放置在他大儿子承包的一个叫老虎塘的山里。

回来后，我便想着手将《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变成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本。可是，不够坚强的我，悲伤的心情和牵流不断的眼泪让我无法完成，我想推迟，推到我“足够坚强”的时候再来完成。就这样，拖到了我已到78岁的今天。再不做这件事，就无法到地下面对早逝的阿华。故此，我咬紧牙关，擦拭、咽吞着眼泪，决心赶在阿华81周岁忌日（庚子年农历七月初三）完成，为其作为祭礼。

《秋天里的春天——远方来信》不仅仅是我们两人之间小我的爱、恨、情、仇通讯的极少保留。也是一对闽西、川西农村的男女青年的成长史，我在录入这本集子的时候，对阿华的热爱和痛惜更加深刻了，对我历经的这段历史更加珍视了。

阿华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走得太早了，可他的品格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作为同志，他是党和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在我父母心中，他是一个好后生，好儿子，对他非常热爱；对于他的子女，他是一个好父亲，一生为儿女的教育、成长、安身立业，费尽心力；他更是一个好丈夫，一生与他的妻子相濡以沫、恩爱有加；他也是我终生难忘的知己，当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写信和探望，便让次子阿军及朋友、老乡代为写信、问候、探望……给了我此生莫大的安慰。让我情不自禁地书写出了渲泄心曲的诗歌和文集……伴我在沐浴夕阳，看晚霞抿嘴一笑中安度余生……

能够让这本书信集出生、成长、留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我的父母、姊妹、儿女。我的先生一生为人厚道，宽容大度，善于疏导，对我与阿华之间的悲剧非常同情，每次阿华的来访和探望，都得到了我的父母、姊妹、孩子和先生的最高礼遇，这要多宽广的胸怀啊！

我还要感谢阿华的家人，对我1986年的探望，2006年前往扫墓时的热情款待和周到安排。更要感谢阿华的孩子军良、晓霞，为集子的印刷，提供了不少照片、文字和精神支持。也要感谢我至今不知姓名，为阿华精心保管和珍藏的我给阿华的去信及很多宝贵资料的友人，也要感谢阿华的朋友徐德芳，卢振开、卢振富、卢振海三兄弟以书信、电话问候等诸多方式，赋予我莫大安慰和鼓励！感谢家居成都、现居加拿大的友好使者江映虹伉俪的随时探望和微信互动与关心，感谢映虹赐序。

感谢晚岁知交徐方强，扶病为我校读，襄力本书印制。

闽西川西，江萧魂牵梦萦也！

萧开秀 2020年8月16日 于成都市商业街梧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