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三部曲—— 《大地》（1931年）、《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以一卷本《大地上的房子》（1935年）出版，该书唤起人们注意普遍的人类境况、自然的循环过程以及人类的兴衰。《母亲》（1934年）介绍了一位不畏艰辛劳苦、勇于求成的妇女原型。似乎是为了强调东西方联合的可能性，赛珍珠也以同样的口气发表了一些散文作品。她给她的母亲和父亲写了传记《放逐》（1936年）和《奋斗的天使：灵魂画像》（1936年）。在两种重要的文化都起重要作用的生活中度日是有困难的，这两本书对此分别作了同样的评价。 　　上面提到的那些书为赛珍珠赢得了声誉。独特而略带异国情调的人物无疑地使得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这种特点也同样使作品本身具有力量。这些书——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都忠于她所信奉的小说概念。它们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 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 　　赛珍珠1934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回归美国标志着她开始努力扩大写作范围。她没有抛弃远东地区，然而除了这个题材以外，她不但以东西方世界的结合为题、而且也严格地以美国为题材进行著述。大多数作品受人欢迎，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作品与她获得诺贝尔奖前不一样，未能受到评论家们的注意，甚至连温和批评性的支持都没有。 　　在《一颗骄傲的心》（1938年）和《诸神：美国传奇》（1940年）中，她倾诉并反省了有关自己、家庭的许多问题以及成名的种种酸楚。为了弥补写作题材上的缺陷，并防止读者以名取文，赛珍珠用约翰·赛奇斯的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为题材的小说。上述作品着重描写了一些她自认为是标准的美国人的形象，但她塑造的人物没有能给她早期著作的普遍性主题增添光彩。或许是这些人物不同于她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美国读者太熟悉他们了。随后，她得意地将这一尝试公之于众，并宣称达到这样的目的：证明来自生活中的故事才会受到描写对象们的欢迎。在写这些书时，她试图像她的有关中国的作品那样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她强迫自己尽力按西方人的传统习惯来写西方的故事，因此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不能像早期那样娓娓道来，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正是其书畅销的另外一种原因。 　　使用假名字，在出版问题上常因商业性的解释而被笼罩上阴影，这一点对赛珍珠来说也很重要。赛珍珠一直明白她的名望的商业力量。原本只作为家史的母亲的传记后来出版了，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她丈夫的公司。传统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被高明的评论家所承认并推荐给读者的，而赛珍珠则认为，只要大众喜爱，作品就具有价值，她的文学生涯为这种矛盾冲突所困扰。赛珍珠使用假名，是想兼顾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顾了后者，失了前者。 　　当更多地致力于慈善事业时，她似乎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报刊新闻这两个方面获取写作的故事情节。赛珍珠以美国军人与亚洲妇女所生的弃儿以及曼哈顿工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为题材，写了一些小说。她也写了很多涉及世界种种问题的其他体裁的文章。 　　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