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妈妈冥寿100周年 爸爸、妈妈您们好！ 明天是妈妈的忌辰日，到2014年5月3日就是妈妈诞辰100周年，在这里我给爸妈磕个头、烧柱香，祝愿你们在天国一切安好。回忆往事，爸妈的音容笑貌时刻留在儿心中，你们一生辛苦把我们拉扯大，在你们应该享受幸福晚年时候你们离开了我们，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 妈妈出生在江苏常州周线巷，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布店老板，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宽裕，妈妈在她的姐妹中是老大，自小读书，一直读到常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一段小学教师，自从认识爸爸并结婚后，就放弃工作相夫教子。妈妈性格开朗、对人友善、能吃苦耐劳。 妈妈自结婚后就和父亲在杭州生活了一段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这是妈妈一生最美好的时间。 （这是妈妈送爸爸出国留学意大利时在船上拍的照片） （这是1937年4月妈妈摄于杭州飞来峰） 妈妈婚后没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并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自此后，妈妈就和我国所有的优秀的母亲一样，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 因为父亲的工作单位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内迁，又因为我大哥要出生，父亲就没能和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一同内迁，也就失去了工作，父亲只好带了母亲和刚出生不久的哥哥一同逃难到了贵州贵阳市。后来，经父亲同学介绍在内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我是在贵阳出生的，刚出生不到两天，日本鬼子轰炸贵阳，我就随父母亲到防空洞避难。听妈妈讲，我两岁时得了急性肺炎，在当时条件下缺医少药，幸亏浙江大学的校医自己配药把我救过来了。之后，又随浙江大学到了贵州遵义，我们住在水井湾5号，在遵义一住就是六年，随后我的大妹妹和两个弟弟出生在遵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大人小孩都十分高兴地庆祝抗战胜利。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贵州遵义的一些往事，虽然记忆有些模糊，但是仍然感到但是生活的不易，抗战胜利后爸妈又带着我们跟随浙江大学回到杭州，那是大哥才8岁，最小的弟弟才二岁，但是交通不好，坐的汽车是烧木炭的，半路上还要抛锚，好不容易换上轮船，且还是货轮，我们都挤在货仓里，连上个厕所都要爬到甲板上后面悬空的厕所，我们都要妈妈拉住才敢方便。货轮顺着长江到了南京浦口码头，换了火车路过常州，我们下来第一次回到家乡常州市小南门外武进县冯家村，见到了奶奶和叔叔们，那段时光我们感到很快乐，一是抗战胜利了，二是见到了奶奶和叔叔们。遗憾的是，民选在老家得病去世，现在只留下一张比较清楚的照片。 在杭州我们住在庆春门外刀茅巷建德新村，也就是浙江大学的家属住宅区，我们几个孩子就在刀茅巷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学校。那时教授的工资很低，所以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顺口溜。为了我们能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爸爸还要去金华大学兼职教书，我们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妈妈自己做，建德新村就紧挨城墙，妈妈就在空地上开辟几块菜地，自己种点蔬菜弥补家用。 杭州解放后，妈妈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除了繁重的家务工作外，还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在抗美援朝时，妈妈还带领家属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妈妈会做一些点心，把这些点心卖出去，所有收入都捐献给了抗美援朝。1952年爸爸响应国家院校调整的号召，妈妈也支持爸爸，我们又举家搬迁到南京，爸爸此时在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教书，妈妈也是家属委员会的副主任。1956年爸妈又服从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我们又举家从南京搬迁到西安。爸爸在西安航空学院教书，后来，和西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妈妈也一直是家属委员会的副主任，由于妈妈工作表现很好，两届被选为西安市雁塔区的人民代表。现在，西安是爸妈安息之地，也成为我们一家的故土了。 文化大革命毁了我们一家，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诬陷被迫害致死，1966年万恶的文化大革命中，西工大的一些卑鄙小人，如邵大中之流，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强加到我父亲头上，污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批斗时把课桌叠起来让我父亲站在上面批斗，还把我父亲从上面推下来，这些人简直丧尽了天良，我父亲摔下来时把眼睛也甩掉了，头上的血将他的领带也染红了（造反派逼迫我父亲在炎热的夏天穿西装戴领带）。1968年邵大中之流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我父亲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中百般凌辱、殴打父亲，致使父亲被毒打身亡，他们为推卸责任伪造了我父亲自杀身亡的现场，我父亲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但是父亲的脚骨外露，地上都没有丝毫血迹，这充分说明父亲是被毒打身亡后，邵大忠、余光国和戴廷凤之流欲盖弥彰将父亲推下来的，伪造了自杀现场，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有当时校医现场记录为证）。邵大中之流不但毒打父亲，还逼迫母亲要和父亲划清界限，交待父亲的所谓问题。母亲在他们的逼迫下病倒在床，最后也没有让母亲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被邵大中之流毒打身亡后，他们把父亲火化后，连骨灰也不让我们认领，邵大中之流狼心狗肺、毫无人性。"文革"中残害父亲的罪魁祸首除了七系的邵大中外，还有当时707教研室成立"审查万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余光国和戴廷凤，他们是直接组织、煽动学生残酷拷打父亲的主要罪犯。尤其这个余光国，父亲未隔离审查前就说这个人最坏,逼迫年近六十的父亲做了许多力所不及的劳动（如要他去洗试验室很大的平绒窗帘，把父亲累得第二天肾病复发就开始尿血），又是这个余光国象个土匪一样带人来抄家（有抄家清单为证）。隔离审查期间组织小组成员让父亲在三伏天穿上西装、挂上黑牌、游街示众后又让他站在斜面课桌上暴晒，挂着很重的牌子，穿着很厚的西装，在太阳地爆晒，导至父亲体力不支,晕倒在地，从桌子上摔下,头上摔了个长口子，血流满面。没人敢去搀扶,后来还是父亲自己去校医务室缝合了五针(有当时的病历为证)。父亲被害死后我们收拾遗物时，父亲的眼镜上、西服和领带上、被子上都是血迹。邵大忠、余光国和戴廷凤之流的罪行馨竹难书，他们丧尽天良，光天化日下将无辜的父亲活活整死，应该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78年党中央终于给父亲平反昭雪，总算还父亲一个公道。 在父亲被迫害致死后，妈妈也经受了她人生最苦难的日子。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致使爸爸含冤离开我们，回想往事我深深痛恨发起那场运动的人和西工大的一些小人，我们也感到没有保护好爸爸而深感内疚。妈妈也因为这场运动而受到牵连，被迫到处奔波，险些被那一小撮人给下放到陕北生存条件及其艰苦的地方，家也没有了，只好住在农村和西工大的筒子楼，后来爸爸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妈妈的生活才稍微好一些，等我们都好起来了妈妈又离开了我们，我这辈子真的很对不起妈妈，爸妈的恩情我永生难忘。 　　　爸爸妈妈，我们现在都很好，连唯一参加妈妈葬礼的重孙女今年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去年来给您们祭拜的从外孙豆豆也到美国留学了，弟弟的孙女也是西安外语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了，您们其他重孙、重外孙们也都很好，有的明年要考大学，有的在上中学和小学了，请你们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慰，我们会永远牢记你们的恩情。 　　　在妈妈诞辰一百周年来临之际，儿子在这里和爸妈聊聊天，也祝你们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不孝儿叩上 　　　 201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