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贫困家庭，自小勤奋好学，在常州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我国的优秀大学—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在校学习期间买不起课本和讲义，就借同学的自己炒。大学毕业后响应国父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专攻航空专业，并取得博士学位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因为父亲是公费留学，回国后被当局分配到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担任学术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内迁（抗战爆发后迁至云南昆明，并于1938年正式定名为“空军军官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笕桥，之后因国共内战爆发，于1949年迁至台湾，并于高雄县冈山镇（今冈山区）现址复校） 。因为我哥哥要出生，父亲就没能和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一同内迁，也就失去了工作，父亲带了母亲和刚出生不久的哥哥一同逃难到了贵州贵阳市，经父亲同学介绍到了内迁的浙江大学任教，之后又跟随浙江大学到了遵义，我是在贵阳出生的，刚出生不到两天，日本鬼子轰炸贵阳，我就随父母亲到防空洞避难。到贵州后，父亲在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为了我国的航空事业，父亲和范绪箕（范绪箕(1914- ) 中国力学专家与航空教育家。江苏江宁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1938年、1940年分别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工学硕士和机械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航空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东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长。）一起，向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为了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申请并筹建在浙江大学成立了航空系，范绪箕为系主任，我父亲是第一任教授，在浙江大学主持设计、组织施工、建成了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

    1947年5月，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以后，国民党当局对各地学生民主运动实行高压政策，加紧制造白色恐怖。国民党当局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浙江联系人、我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负责人于子三，我父亲同情革命学生，热爱共产党，思想倾向进步，痛恶当时的贪污腐化之风，挺身而出积极投入了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在浙江大学的护校运动中，坚决留在杭州不跟国民党逃到台湾，为我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分配到在南京刚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七系任教，为了航空事业的发展，根据学院的要求，我父亲放弃了教了很多年的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力学，而去开展新的教学任务，亲自筹备实验室，编写教材，翻译很多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父亲能熟练掌握七种外语）。

    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内迁到，父亲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生活和教学环境都优越的南京，举家搬迁到西安。

    父亲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由于父亲出身贫寒，所以，非常讨厌一些浮夸子弟，对家庭困难的、学习好的学生爱护有加，经常邀请到我家来过节。我父亲每天除了教学，就是在家钻研学术，偶尔也和一些同事唱唱京剧。父亲为了学习，放弃了要他担任系主任、教研室领导的邀请，一生不求名利、不沽名钓利、不阿玉奉承、不弄虚作假，父亲的科研成果被人窃取，他从不与人争名夺利，父亲的一生是刚直不阿、清清白白的。

    1966年万恶的文化大革命中，西工大的一些卑鄙小人，如邵大中之流，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以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强加到我父亲头上，污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批斗时把课桌叠起来让我父亲站在上面批斗，还把我父亲从上面推下来，这些人简直丧尽了天良，我父亲摔下来时把眼睛也甩掉了，头上的血将他的领带也染红了（造反派逼迫我父亲在炎热的夏天穿西装戴领带）。1968年邵大中之流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我父亲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中百般凌辱、殴打父亲，致使父亲被毒打身亡，他们为推卸责任伪造了我父亲自杀身亡的现场，我父亲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但是父亲的脚骨外露，地上都没有丝毫血迹，这充分说明父亲是被毒打身亡后，邵大忠、余光国和戴廷凤之流欲盖弥彰将父亲推下来的，伪造了自杀现场，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有当时校医现场记录为证）。邵大中之流不但毒打父亲，还逼迫母亲要和父亲划清界限，交待父亲的所谓问题。母亲在他们的逼迫下病倒在床，最后也没有让母亲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被邵大中之流毒打身亡后，他们把父亲火化后，连骨灰也不让我们认领，邵大中之流狼心狗肺、毫无人性。"文革"中残害父亲的罪魁祸首除了七系的邵大中外，还有当时707教研室成立"审查万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余光国和戴廷凤，他们是直接组织、煽动学生残酷拷打父亲的主要罪犯。尤其这个余光国，父亲未隔离审查前就说这个人最坏,逼迫年近六十的父亲做了许多力所不及的劳动（如要他去洗试验室很大的平绒窗帘，把父亲累得第二天肾病复发就开始尿血），又是这个余光国象个土匪一样带人来抄家（有抄家清单为证）。隔离审查期间组织小组成员让父亲在三伏天穿上西装、挂上黑牌、游街示众后又让他站在斜面课桌上暴晒，挂着很重的牌子，穿着很厚的西装，在太阳地爆晒，导至父亲体力不支,晕倒在地，从桌子上摔下,头上摔了个长口子，血流满面。没人敢去搀扶,后来还是父亲自己去校医务室缝合了五针(有当时的病历为证)。父亲被害死后我们收拾遗物时，父亲的眼镜上、西服和领带上、被子上都是血迹。邵大忠、余光国和戴廷凤之流的罪行馨竹难书，他们丧尽天良，光天化日下将无辜的父亲活活整死，应该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78年党中央终于给父亲平反昭雪，总算还父亲一个公道。我们家属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要求给出父亲死亡的真相，交出杀害父亲的凶手，至今都没有给我们交代。父亲蒙冤受屈、死不瞑目，我们心中的恨也永远不会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