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公安局就是用这种说法来给我们家属做不予立案调查的理由，叫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我老家位于新化县游家镇佛光村，第一，我们回家的路与佛光村在资江的同一侧，第二没有路过资江，这条路线与资江不是相伴而行的，第三沿着这条路线回家，资江与佛光村的方向是相离的，两者的距离将越来越远。我爸爸要回家怎么可能跑到里他家里越来越远的资江边上去的?

　　我们说既然我爸爸是意外溺亡，那么公安局能否立案将我爸爸落水的地点找出来?公安局的办案人员见我们家属有此要求，恼羞成怒，对着我们家属就是恶狠狠的一句话：“他死就死了，我们怎么找得出他是在哪个地方落水的，我们又不是神仙。”

　　当我们要求将这个监控视频复制一份保存起来，公安局不肯，说我们家属要看随时都可以，但是没有权利去复制与保存。我们要求查看6月8日其他楼层的监控视频，公安局死活不答应，说他们公安局自己看过了，没有什么疑点，所以家属不需要。

　　人命关天，我们对公安局提出来种种质疑，黄勇哑口无言，最后就说：“你们这个事情，我们会向上级领导汇报的”从七月份到11月份，过去了这么久，他们每次都是说要上级反映，每次都是这么个答复，可是反映到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

　　按照公安局的说法，陈仲斌与游济安之死有着莫大的关联。我们就去找陈仲斌，要求陈仲斌拿出那天晚上接待我爸爸的来访记录，他却拿不出来这个记录，说是丢了。对于当晚他们说了什么，陈仲斌也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只是很笼统的说聊了会家常。而且对那天晚上我爸爸到底是怎么走进镇政府的，他的回答也不一样，6月27日我们第一次找他，听他说当晚我爸爸是自己走进镇政府大楼。7月初第二次找他，他说我爸爸当时是被两个人扶进来的。第三次是7月十几号，我伯伯游济华去游家镇人民政府，遇到陈仲斌，这次陈仲斌告诉我伯伯说，当时我爸爸来里镇政府的时候人已经不清醒了。

　　我们家属见陈仲斌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就要求陈仲斌对他所说的话做一个书面的记录，让他负起责任来。但是陈仲斌见家属要他对他所说的话负责，他就怕了，又不敢了。后来我们再次联系陈仲斌要求见面时，陈仲斌每次就以他在外地出差，或者正在开会为理由拒绝见面，从此我们就再也见不上陈仲斌。

　　我爸爸是在县委大楼内出的事情，他出门前跟我们说他这个回复函只有找县委书记跟县长才能落实，我们想，这个事情也许这两个县委领导会有点线索，就希望能跟他们，可是从我爸爸出事到现在，我们几次联系他们都见不上面，他们都是以正在开会，正在出差为借口拒绝与我们见面，他们也从来没有来看望过我们家属。

　　后来我姐姐找过那个为首的保安杨海丹好几次，问起他们当天晚上的所作所为，杨海丹对我们家属说：“我们跟你们家属没必要发生什么正面的接触，你们家属也没权利来问我什么，你们要问什么，就去公安局问，到时候公安局要问我们什么，我们才会去公安局说，对你们家属我们就没必要说了。”把我们家属气的没话说。

　　而游家镇人民政府的这些主要领导的所作所为也是让人匪夷所思：6月9日，6月20日我们家属两次向镇里反映游济安失踪一事时，两次都特意询问过镇领导有没有游济安的消息，他们都说这几天没有见过游济安，也没有游济安来镇政府的记录。而过了6月24日家属看过视频听过县公安局的解释之后再次询问这些镇领导的时候，他们又说6月8日晚上游济安确实来过镇里面了。家属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次的回答跟前面几次的自相矛盾的，他们就说要配合县公安局的案情展开。可是6月9日家属还没报案啊，那时候尸体也没有发现，哪里来的“案情”的?

　　除此之外，在此期间，游家镇政府的主要领导，包括镇长段高雄，镇委书记彭敦强，镇人大主席肖锦华，党政办主任曾登峰，游家管区书记蔡焱君等主要领导等人，主动找过我们七次，把我们叫到天颂茶楼，明源语茶楼等茶楼的包厢，甚至直接跑到家里来，对我们软硬兼施，开出各种条件要求早日火化尸体。那个段镇长甚至说，他听到我爸爸出事的时候，心情十分的悲痛，就像小时候听到毛主席，周总理过世一样悲痛。他们跟我爸爸都是老朋友了，人死了讲究入土为安，尸体这么摆着不是个办法，现在他们愿意给游村长支付丧葬费，十万也好二十万也好，也都是个价，只要你们家属能开个口，都是可以考虑的，还可以给我妈妈安排一套廉租房，给我安排一个的士指标解决工作问题。说我爸爸好歹也值个钱，我们家属怎么闹也闹不过政府，还是早点把尸体火化掉吧，现在全新化县的老百姓都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时间拖得太久，影响不好。

　　由于公安局给我们家属的破案结论过于离谱，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太明显，我爸爸死的不明不白，所以我们家属一直希望能追查事情的真相到底，于是就把遗体保留下来。涉案官员见遗体还没有火化，而新化县老百姓对此事又议论纷纷，担心东窗事发，十分焦虑，于是压迫游家镇政府的主要领导去威逼利诱游济安我们家属，要求他们将尸体火化掉。只有当涉案者是县委主要领导的时候，镇里的主要领导才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才会让这些狗腿子官员跑的比孙子还勤的。

　　在我爸爸担任我们佛光村支书期间，他帮我们佛光村的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深受这些百姓的爱戴。出事之后，我们佛光村的村民，曾经自动集结起来去镇政府静坐示威声援我们，他们还写了一个给吴邦国委员长的联名信，每个人按上手印，要求将打死我爸爸的凶手捉拿归案。

　　我知道，我父亲的出事，跟他平时爱管闲事有关。他不但帮我们村子里的人忙这忙那，他还喜欢打抱不平，渐渐到在我们佛光村周围有了名气，不是我们村的农民都会跑过来找他。他也经常帮着别人上访，反映问题，还帮着别人向上面反映过我们新化最黑暗最野蛮的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问题，他早就是县委这些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出事，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与县委的哪个领导有关，新化的官员有多么的卑鄙无耻，也无论新化县有多么黑暗，新化公安局有多么的贪赃枉法，我都会追查下去!但是我本人犯下的错误，让自己悔恨终身。正是因为自己的不争气，让我跟我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20岁那年，我年轻糊涂，卷入到一起案件中，结果被判刑十年。入狱后，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断反省自己。

　　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是2008年5月的那天，我父亲从新化坐车来常德探监看望我的情形。

　　那天他给我带来了鸡蛋，带了些西洋参胶囊，给我塞了点生活费。

　　当时我父亲跟我说，他看我不争气，本来是不想来看我的，因为我给他丢脸了，是我妈妈叫他来的。所以从我2005年4月22日被抓到现在，他一直没来看过我。他说，但是他觉得，他这个做父亲的也没做好，也有责任的。当了个村支书，就只把心思放到村子里的事情上，还经常管闲事，帮别人上访什么的，对子女的管教很少。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不是好好的教育我，而是一犯错误就打我，最后终于把我逼得走上了坏路，让我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今天的遭遇，他这个做爸爸的也有责任。最后叫我在监狱里一定要好好的表现，争取早点回来，早点回来跟我妈妈一起吃个过年饭。

　　我当时23岁，我父亲说这个的时候，他边说我边流眼泪，心中悔恨不已。

　　从那以后我在狱中积极表现，每年都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份子和监狱优秀通讯员，且在去年被评为全省监狱系统的改造积极份子和全省优秀通讯报道员。这期间我立功三次，获得减刑三年零九个月。这一切，我都是想不再让我的老父亲失望，想让自己早点出来，想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团圆饭。

　　2011年8月9日是我出狱的日子，在这天块要到来的时候，我欢欢喜喜的盼望着这一天，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结果等来的是我父亲出事的消息!

　　我是在狱中得知我父亲出了事的，不要说以后出去好好做人报答养育我的父亲，我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上，连跪在他面前给他磕头都不能，我只能在跪监狱里，向着父亲的方向重重的给他磕三个响头。

　　如果不是自己的年少无知，不是那时候的糊涂，我就不会有今天的这般悔恨!更不会有父亲出事四个多月还无法让他入土为安的痛苦!

　　我是8月9日出的狱，拜祭完父亲，在我母亲的陪同下去看那个监控视频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将我父亲从县委大楼里抬出来，像扔个垃圾袋一样仍在汽车尾箱里扬长而去，心里感觉像是刀割一样。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我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为了调查我爸爸的真正的死因，为了掌握更多的证据，我们必须与这些保安，公安，镇领导打交道。

　　我明知道我爸爸的死跟这六个保安有关，跟当天上班的县委领导有关，明明知道杀父仇人在眼前，自己却无法将他们绳之于法。也知道新化县公安局这帮徇私枉法的公安干警在包庇罪犯，他们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把我爸爸的生命开玩笑，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让人感到愤恨不已，可是我必须忍下来;镇政府的这帮狗腿子，在县委涉案领导的压力下，三番五次的找我们，低声下气态度诚恳，装得跟孙子一样，还集体做伪证，导致事情僵持不下，看着他们我就想宰了他们，可是我都得忍下来!

　　可恨的是，他们跟我们家属谈条件的时候，时不时的冒出一句“游飞是刚刚放出来的，没有工作，这个的士指标是可以考虑的”表面上是在为我着想，实际上是在用我以前犯的错误来压我!

　　是不是因为我以前犯过这种错，我就连给我父亲洗冤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恨我自己的不争气，让我连我父亲最后一面也见不上，我恨我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的无能，我父亲出事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多天了，我残忍的让他在冰冷的冷库里，冰冻了一百四十天还没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