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大意是，读这个人的文字，便可想像这个人怎么做人。还有一句话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意思是，读这个人的文字，不了解这个人怎么行？其实，读一个人的书，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愿望，想拜会这个人。

农历年初二启程前往台湾，在台北前后呆了五天，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胡适墓。既然人是见不到了，拜谒他长眠之处，也算了一桩心愿。

胡适先生的生平与思想已广为人知，这里且不赘言。作为一个学术爱好者，瞻仰胡适墓，也不过是完成一次心理上的朝拜。这里的重点在于过程，而不是其他。事实上，当站在胡适墓前，便会发现想像和现实总是会有一定的差距。隐约记得，季羡林和贺卫方等人都曾写过瞻仰胡适墓的文章，但真的到了实地，却觉得以前读到的相关文章似乎都派不上用场了。

还是讲重点吧。希望看了此文后，有人想瞻仰胡适墓，不会感到困难。实际上，到了台北，只要找到位于南港的中研院，也便能够找到胡适墓。胡适墓园在中研院侧门对面山坡上，路旁有“胡适公园”标志，只要看到有一处喷泉，沿着边上小路上山，未几便可看到胡适像及其墓碑。

墓碑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墓前是胡适故旧毛子水用白话文所撰墓志铭——“这是胡适先生的墓……”江冬秀女士在许多人笔下是个爱打麻将、看武侠小说的小脚老太婆，这种评论不免过于浮泛。胡适博士能与江冬秀相始终（反之亦然），并不仅如老蒋所说乃胡适“智德兼隆”（这四个字就刻在墓碑后面，季羡林误忆为“德艺双隆”），而自有其道理。试想，换作他人，胡适恐怕未必就能安心于学术事业。无论如何，这对夫妻终是善始善终，生同寝、死同穴，这也是一种福分。

在胡适夫妇墓旁，是大儿子胡祖望之墓与小儿子胡思杜纪念碑（不是墓）。胡思杜碑乃胡祖望所立，胡祖望之墓为其妻儿所立。行前曾读大陆版《胡适日记全编》最后一卷，胡适记下小儿胡思杜批评他的文章，以及他对外界的公开回应。胡适当时之所以表现十分淡定，除了基于对大陆时局的准确判断，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邮路尚通，他还能从来信中了解留在大陆的亲友消息。紧随胡思杜批评文章之后，他在日记中就记下胡思杜的来信，信中写到：“爸爸（指胡适）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大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P73）这些话，胡适当时自然不能公开。不过，胡思杜在大陆自杀，胡适临死前都不知道。胡思杜在大陆的墓地已渺不可寻，而在海峡的另一头，在他父亲的墓园里，终还是留了一个位置给他。

我绕着胡适墓走了一圈，表达自己的敬意。然后，沿着胡适墓另一侧随意闲逛，不经意却发现这座山头尚有其他名人墓、碑，值得驻留。一处是董作宾夫妇墓。董作宾先生是著名史学家、中研院史语所第二任所长，在殷墟考古上卓有贡献，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因其字皆有堂字）。董作宾墓的形制规模并不逊于胡适墓。另一处是著名物理学家、第六任中研院院长吴大猷纪念碑。还有一处为徐高阮墓，墓前尚有两捧鲜花，似乎刚敬献不久。当时并不知此人生平故事，后来一查方知不简单。原来，这位徐高阮先生乃陈寅恪弟子，原是中共党员，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后半生在台湾亦曾掀起学界大波澜（即1960年代台湾“卖国控诉案”之始作俑者），有兴趣者不妨自行了解

综观胡适的人生，除1949年后在美国当了几年寓公，总体上可谓顺风顺水。北平被围困时，广播里曾放出话说，只要胡适不走，仍让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可胡适还是走了，又自我放逐到了美国，后来还真屈就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邀约，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倘若不是几年后回台就任中研院院长，那真要让人感慨人生如戏。当然，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戏剧性的套路发展下去。1949年后的胡适，其人生并非黯淡无光。胡适的一生，是对自由不懈追求的一生。这正是他被后人永远铭记的理由。

瞻仰胡适墓后，就在近旁的中研院自然不可错过，那里的史语所、近史所，以及胡适纪念馆，皆是人文学术爱好者的思想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