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0年是沈培新同志父亲沈兰村100年诞辰，受沈培新同志委托，我编写了十余万字的《百年缘》，记载他与父兄的百年缘分。他父兄皆为抗战时期的新四军，父亲生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厅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兄沈柏青为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沈培新同志不幸前年辞世。此为《百年缘》中他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一段文字，《百年缘》皆经他仔细审阅。

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沈培新同志，

                                         作者  乔延凤              

              在省文联工作期间

       处理“89遗案”

沈一直从事人事工作，包括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在人事厅的大学管理工作、在省委组织部的知识分子工作。

大概由于经历了89风波的历史阶段，沈在政治上表现得还比较成熟，所以省委决定调他到安徽省文联工作。

沈去的时候，这时省文联没有正式的党政组织，只有一个有职无权的临时领导小组。

89年，省文联有许多干部和党员，都上街游行或贴了大字报。根据当时的政策，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或者是说清楚，或者是受处理，或者是受处分。

因为经过了甄别平反的锻炼，又受到过胡耀邦同志关于历史地看人和宽以待人的教育，所以，沈在处理89问题时，暗下决心，一个都不处分。

为此，他找了几个一时想不通的文人谈心，建议他们作出检讨，以求早日解脱。

他先找了一位诗人.

这位诗人在全国的诗歌界有一定的影响。

在互相叙谈中，沈劝他：“89年的事，已成了历史，但上了街，写了大字报的党员，总得有个检查，不然整党时不好说、不好办。”

这位诗人说：“我想不通，国防军的任务，主要是对付外来侵略，哪能镇压学生呢？”

沈说：“我们现在还是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既有对外的国防任务，也有对内的护卫人民的任务。再说，当时天安门的具体状况我们也不知道。还是相信中央吧！”

这位诗人又说: “那事情我没有弄明白以前，我不能检讨。”

沈说: “这样吧，也不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不是一时可以清楚的,整党是有时间要求的,你也不必做全面检查，中心就写；我是党员，服从中央的决定。这还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

这位诗人终于表态：“那好吧。”

省文联同类的事件太多，省委和社会都很关注进展的情况和处理的结果。

省里一位领导同志劝告沈培新：“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吧，没有必要去保那么多人，你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很重要啊！”

沈培新听了以后，也做了认真思考，他还是觉得，做官要先做人，党性和良心，通常是一致的。能不处理还是尽量不处理吧。

他对人说：“文人又不是政治家，他们往往好冲动，好感情发泄。89年那场风波，我们也都是过来人，那时候，我的爱人每天吃饭都要看新闻，一听到汽笛声，她就说，坏了，又有学生中暑了！全国都在关心着学生们，他们年轻，大多数也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怀着一颗单纯的心，安徽也没有发现有里通外国的人。能保还是保吧！”

最后，这个单位还是处理了一个处级干部。

沈找这位处级干部谈了半天话，讲了许多政策性、情感性的话。

这位处级干部就是死不开口。说来说去，只有这样几句话：“谢谢书记的关心，我没有认识到，我不能检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不会怪你们的。”

结果，党支部决定给予警告处分，党总支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单位党组意见是留党察看，而上级批复是：开除党籍。

党籍是保不住了，可是行政上，尤其是工资待遇上，我们还是尽力地给予他帮助。

事隔几年以后，沈培新在一次会上说：“从政治角度说，他不检讨是不对的，但从人格上说，他还是一个讲人格的人。”

现在，社会显得十分浮躁，有不少的领导同志、党员同志，已经忘记了党员的宗旨和公仆的身份，把自己看成是官僚，说什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自己打扮成了救世主。

封建社会里，做官还要讲忠心，还要讲人格，还要有骨气，现在，在有些人身上，连这些也都被统统抛弃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文艺界的人，大半都有些真实本领，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风采，也各有各的成就。加上他们长期地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生活，恩恩怨怨，你一团我一群，今天我俩好，明天他俩亲，以至该开的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三十二年年都没有能够开成。

沈培新到任以后，首先要解决两大任务：一是妥善处理89遗留问题，二就是开成安徽省文联的文代会，还要争取开好。以求得安徽省文艺界的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安徽省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算如期召开了，可是，哪里知道，谁当文联主席，又成了难题。

处理89遗留问题时，省文联的鲁彦周同志，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在当时中央、地方的报纸上登的支持信上都签过名，在社会上影响大，省里还是一直想让他当新一届文联主席，处理89遗留问题中，他已做了检查，就通过了。

文联的一些老同志对鲁彦周政治上不作处理，是赞成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不处理就可以在新一届省文代会上当选省文联主席。

结果，当省里研究安排鲁彦周当省文联主席时，分歧就发生了。

省文联两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领导、老作家陈登科、那沙，都认为不论从年龄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省里选定的当文联主席的人选鲁彦周，他们都不能认可，而且表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们要保留向中央反映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省里面感到很为难，如果他们真的到中央去反映情况，中央可能会批评安徽：30年都不开文代会，现在开了，难道非得选一个有问题的人来当省文联的主席不可吗？

最后，省委只好作出决定，采用别的省份的做法：要沈培新兼任这个难产的安徽省文联主席。

                  公正对待文艺界老领导

沈培新做了省文联主席以后，为了做好文联的工作，十分注意处理好这几位老领导的关系。他对他们都非常尊重，不偏不倚。

省文联的一些老同志，长期以来，结怨太深，谁都不肯主动出来和解。

沈认为，先不谈让他们坐到一起吃饭，首先要做到能够和平相处。沈就分别和他们交心、谈心。

他对他们说：“我作为省文联的书记，对你们都一样尊敬，能关照的都关照，能帮忙的都帮忙，能出力的都出力。我有时请鲁老，有时请陈老，有时请那老，你们不能坐在一起，都不要见怪。是谁的朋友来，我就请谁出来。”

在他的公正的原则之下，这些老同志都没有什么意见。

他为这些老同志做了许多工作，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有一位老同志的儿子是残疾人，沈考虑到残疾人是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应当予以照顾的，就主动向省里打了报告，要了一个照顾的名额，解决了这位老同志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残疾儿子的就业问题。

这位老同志的心里感觉十分温暖，后来向人说起沈培新同志，总是说，作为一位党的领导，能做到这样关心同志，很不容易。

他帮助陈登科组织了一次作品讨论会。那一次讨论会，从北京和外地邀请了不少文艺界的领导、评论家、文艺家来参加。

那沙先生的文集出版，他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他想为鲁彦周同志组织一次他的文学道路的研讨会，他说等一等，结果他的《梨花似雪》出版后，为他举办了《梨花似雪》作品研讨会。

对待鲁彦周同志，还要提一提沈初来省文联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

前一届党组留下一份材料，是对鲁彦周小说《天云山传奇》的，当时，省里党的组织、纪律检查部门对这部作品有看法，认为是为右派翻案的。

当时，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当时对右派的问题，中央并没有说要平反。

组织检查部门对小说有看法，也很正常，但这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沈培新就和省文联的同志广泛接触，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有把它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他和胡耀邦同志接触过，聆听过胡耀邦同志的谈话，所以使他对待历史遗留问题有了正确认识。

《天云山传奇》属于伤痕文学，是对过去“左”的政策的反思，是有历史价值的。

              坦诚关心青年作家

陈源斌是安徽省文联的一位青年作家，以写小说知名文坛。

他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后来被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他是安徽省文联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他在天长县入党的问题。

1992年的夏季，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其时，陈源斌在自己要求下乡体验生活、进行锻炼的安徽省天长县的一个村当副村长。

那里的乡党委，向安徽省文联党组发过一封公函，说陈在他们那里的表现较好，要发展他入党，征求省文联的意见。

这封信，省文联机关党委书记没有收到，省文联党组也没有收到。

当时，沈培新正带领安徽省抗洪救灾巡回报告团，在北京做报告活动，不在合肥。

后来，陈源斌在天长县那边入了党，手续办完，并且由上级党委批准了。这时，陈源斌正式对省文联党组讲，他在那边入党了。

在和平的环境里，按照常规，他应该在省文联入党，在天长县挂职期间的表现，可以提供给安徽省文联的党组织。

但他在那边已经履行过入党手续了，怎么办？

沈培新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没有表态。他叫省文联的机关党委书记胡震同志，去向省直工委请示一下：像此情况怎么处理？

省直工委的同志听了情况以后说，按常理，他应当由文联的党组织发展，但那边已经发展了，属于个例。

胡震同志问：“那怎么处理呢？”

他们回答说，这是抗洪救灾阶段发生的事，情况比较特殊，省文联里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就口头答复说，也可以吧。

说同意吧，也没有正式的文字批复。这件事，就这样不清不楚的。

后来，陈源斌从天长县挂职结束，回省文联来了，把党的组织关系也带回来了。

省直工委也默认了，省文联的机关党委书记胡震说：“陈源斌回来了，就跟省作协党支部的贾梦雷同志商量一下，把他的组织关系放在省作协吧。”

贾梦雷同志当时也感到为难：他已经是党员了，又不能开除。贾也就就接收了。

当时党的支部生活也还没有正常起来。

这期间，安徽省文联的二里街宿舍区发生过一次火灾，一座小红楼被烧。

陈源斌家当时正好住在那里，也是受灾的文联同志之一，当时的省委宣传部牛小梅部长，获知受灾，还去看望过他；他的小说《万家诉讼》也是在这时被改编成《秋菊打官司》的。可以说，当时大家对他的创作成绩都感到高兴。

沈培新看他创作势头不错，就对他说：“你就乘势而上，好好写作，不要考虑别的问题。”

沈培新也知道陈源斌在省文联有对立面，作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好处。

沈培新对青年作家，总希望能尽量发挥他们的专长。

在主持省文联党组工作时，一直考虑安排陈一个合适的位子，后来就安排他在省文联的文学院当副院长。

沈培新离开文联以后，由刘景龙来当省文联的党组书记。刘想把陈由副院长磨正，另一位副院长刘祖慈不为磨正，把刘调到作协，叫陈当院长。

党组决定了以后，才打电话来告诉沈培新（此时沈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省文联的工作）：让刘祖慈去当省作协的秘书长，由陈源斌当文学院院长。

沈培新问刘景龙：“你和省作协通过气么？”刘说马上通气。

后来，出现了省作协刘先平、贾梦雷同志抵制，省作协宣布，让李亚平同志当省作协的副秘书长。

当时，沈培新就和省委宣传部部长杜诚，把省文联党组的同志们找到省委宣传部来。

沈对党组的白龙驹同志说：“你知道刘祖慈是自己宣布退出省作协的，现在叫他去当省作协的秘书长，省作协当然不会同意。”

出现了僵局以后，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又把刘柤慈退回文学院，叫陈源斌离开文学院，让他进省文联党组，当党组成员。

后来，又发生了陈源斌和省文联一些青年作家公开打官司的事情。

2002年，陈源斌感到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好，经过全面考虑以后，他提出要到浙江省作协去工作。

当陈向沈培新谈这件事的时候，沈对陈的选择表示同意。沈培新对他说：“你只要感到自己心情愉快，能把工作做好就行！”

               “约法三章”

文艺界是美女成群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场合很多，加上西方“性自由”思潮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卷入情网、情敌、情仇之中。

所以文代会闭幕不久，沈就给自己约法三章：

不和女演员单独约见，晚上各种应酬只到八点左右，九点以前一定回家，不打听不了解女演员的私人生活。

沈培新果然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事务再多、再紧张，他都在九点之前回到家中。有些必要的谈话、会见，他都安排在公开的场合。

他和文艺界的文艺家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帮助文艺家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深得文艺家们的信赖。

大家都乐于把心里的话说给他听，请求他的分析、帮助，所以这期间，只要你到沈培新家中去，常常可以看到安徽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们在他家作客、谈心。

他也有带文艺家们出去采风、演出的机会，他和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是那样的自然、和谐、仿佛就是一家人一样。

在他担任省文联主席的那些年，安徽文艺界不仅团结活泼，而且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许多文艺家都心情舒畅，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艺界的好领导

沈培新是从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位子上调到安徽省文联任党组书记的。

沈培新说：“我不靠权利去领导，而是靠决策的科学、同志与朋友的相处，靠实在有效和可行的措施来保障任务的完成。”他有自己的领导艺术。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1989年6月9日，他就写过一幅自勉的条幅：

当官一要清廉，二要公正，三要干事，四要平等。

他在安徽省文联主持工作期间，正是用自己的领导艺术，按照这四条做的，所以深得文艺家信赖，很快使文联工作开展起来。

他乐于为大家办事，解决别人的困难。到省文联后，他常和文艺家们推心置腹地谈心。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获知单位、个人有什么困难，他就设法去解决。

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解决安徽省文联职工住房困难，他和党组同志共同研究，筹措了资金建造了二里街6号楼住宅楼；又考虑到老干部们的晚年生活，还同时专门建造了一幢老干部活动楼；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他为省文联的几位老领导要了一部专车。

这些，省文联的文艺家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沈培新对几位有名望的省文联老领导、老文艺家，同样尊重，不偏不倚，他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所以避免了产生新的矛盾，使文联工作平稳发展，顺利完成了解决遗留问题和文联换届的任务。

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真心地关心文艺界的同志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所以，在文艺界，他有许多新老朋友。

前几年，他不幸患重病住了一次医院。

2004年10月，他去亳州市参加彭雪枫将军纪念活动，发现自己身体不大好，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平时喜欢买些医疗方面的书籍来读。就自己对症治疗，进行调理，觉得身体又好了。可是到了2005年春节，家里儿女、亲戚对他说，身体不好，不要小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春节过后，沈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直肠发现了非典型性息肉，实际是直肠癌。

就住院进一步检查、开刀。

沈当时对医生提了个要求：我一生生活得很愉快。要求直肠保留住，不插管，如果不能保留，开刀后就再缝起来。活一天算一天。

后来还好，虽然保留很困难，还是保留下来了。

沈培新对生死问题看得很透彻，早啊晚啊，人总有一死的。战争年代那么多年轻人都牺牲了，抗震中7、8万人都死了，他觉得癌症也就是一种慢性病，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可怕。他坦然对待癌症，抱着乐观的态度，现在开刀以后，已经过去四年了，身体仍然很好。

那次，为了治疗直肠癌住院开刀，前往医院去探望他的，多达一百四十多人。

他的安危牵动着省内外许多朋友们的心。这情景连医院的医生们，也深受感动。

八十多岁的老文艺家郭因还专门写了一幅条幅给他：

人是好人，管是好官，善缘广结，海阔天空。

遒劲而娴熟的笔墨，饱含着安徽省的文艺家们对沈培新的一片真情！